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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許小年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
　　當產業政策的必要性與合理性所依賴的兩個關鍵假設前提都不成立時，對產業政策的持久迷信與熱衷就只能解釋為計劃經濟的慣性，或者部門利益的驅使。
　　經濟學中討論最少而又在實踐中最多見的，當屬產業政策。檢索新舊經濟學文獻，鮮有關于產業政策的理論研究，而在現實經濟中，卻處處碰到產業政策名義下的行政干預。
　　從經濟學理論可知，僅當外部效應、自然壟斷、公共品或信息不對稱造成市場失靈時，政府干預才有可能(而不是必然能夠)補充市場之不足，改進資源配置的效率。盡管與所有這些導致市場失靈的因素都不搭界，產業政策的擁護者們還是找到了一些說法——通常是人們習以為常但又經不起推敲的說法，作為產業政策的理論支持。
　　論證產業政策必要性的第一個說法是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承襲了改革開放前“有計劃、按比例”等舊信條的遺風。要想優化，必須知道什么是最優，否則就不知道往哪里優化。然而，最優產業結構是否存在，至今仍無定論。
　　在市場經濟中，產業結構取決于資源稟賦、國民需求偏好、技術水平、國際貿易、制度特征以及經濟發展的歷史條件。礦產資源的蘊藏決定了中東各國石油業發達，中國則是世界第一大產煤國。由需求偏好導向，農業在歐洲以生產肉制品和乳制品為主，在中國則是糧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指出，英國率先建立了保護產權的制度，所以第一個完成了從農業到工業的經濟結構大轉變。產業結構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經自然演化而形成，本無所謂優劣，當然也就談不上調整和優化。
　　且不論最優的意義是什么，即使存在著最優產業結構，政府能否認識到最優結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號。計劃經濟時代推行“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的產業政策，歷史證明，這一政策沒有優化反而扭曲了產業結構，造成大量的資源錯配與浪費。
　　產業政策的第二個說法叫做扶持支柱產業，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何謂支柱產業？從未有過明確的定義。在社會化分工異常發達的今天，每個行業都是國民經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識別支柱產業如同談論人體各個器官的相對重要性一樣，幾乎沒有任何意義。脊椎骨難道就比頭骨更重要，應該作為支柱優先發展？同理，石油工業在什么意義上比農業更重要？航天航空是支柱，為什么占GDP40%的服務業就不是支柱呢？ 　　退一步講，就算存在著支柱產業，例如在世界近代經濟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火車、電力、汽車、電子、計算機和信息產業，沒有一個是政府的產業政策扶持出來的。在市場競爭中和良好的產權保護下，追逐利潤的企業和個人開創和推動了新興產業的發展，從汽車業鼻祖亨利福特，到軟件業巨人比爾蓋茨，未曾聽說有誰得到過產業政策的支持。
　　中國企業自身的經驗也證明了一點，產業政策的效果起碼是值得懷疑的。汽車行業長期執行向大廠傾斜的政策，今天能在國際市場上與外商競爭的，卻并非重點扶持對象，而是當年無法享受優惠政策甚至受到限制的小型民營企業。再看家電、計算機、通訊設備、互聯網等行業，在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之中，又有哪一家是產業政策扶持的結果？
　　產業政策的第三個說法是紓解瓶頸制約和控制產能過剩。實際上，以此為目標的產業政策既無必要，也不會奏效。凡供應短缺之處，必有價格的上漲和供應商利潤的增加。在利潤的吸引下，更多的廠家進入，擴充產能，消除短缺。反之，當產能過剩時，利潤隨價格下跌，廠商退出，供給減少，無需政府干預，市場自動恢復供需均衡。
　　市場化的調整常給人們留下“盲目”和“浪費”的印象，殊不知有意識地通過產業政策進行主動調控，效果可能更糟。前些年政府擔憂裝機容量過剩，嚴控電廠投資，未曾想經濟增長加速，電力供應不足，到處拉閘限電，產業政策擴大而不是縮小了供需失衡。 　
　　產業政策的失敗，最清楚不過地體現在計劃經濟的實踐上。政府統一安排生產，結果是供需嚴重脫節，一方面消費品短缺，另一方面沒有需求的工業品積壓在倉庫中，反映為宏觀指標，新增存貨占GDP的比重平均為7%左右，最高時達到13%。隨著20世紀80年代后期城市經濟改革的展開，市場在銜接供需方面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存貨對GDP的比率不斷下降，進入本世紀已低于2%。
　　從邏輯上講，產業政策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依賴兩個關鍵的假設前提，一是世界上存在著最優產業結構；二是政府比市場高明，能夠認識最優產業結構，并且能夠制定政策調整結構，實現市場無法實現之目標。當這兩個假設都不成立時，對產業政策的持久迷信與熱衷就只能解釋為計劃經濟的慣性，或者部門利益的驅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