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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7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成為兩會焦點，同時引發了社會對個人所得稅（下稱“個稅”）改革的再度關注。
　　當天在北京舉行的“財政工作和財稅改革”記者會上，樓繼偉接受了一個個“火藥味十足”的尖銳問題，當然包括連續三年都被提到的“個稅起征點為何不提高”，以及“個稅改革方案進展如何”。
　　與前兩年的回答一樣的是，樓繼偉重申了簡單地提高個稅起征點不是改革方向。不一樣的是，他這次明確表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改革方案已經提交國務院，今年將把個稅方案提交全國人大審議。
　　早在1995年，中國就提出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制度，20年過去了，這一目標有望在今年迎來重大突破。
　　記者多方采訪獲知，以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為目標的個稅改革，將對現行11項分類所得中的勞動所得進行適當歸并為綜合所得，逐步建立“基本扣除+專項扣除”的稅前扣除制度，包括子女教育、職業教育、首套住宅按揭貸款利息等逐漸被納入專項扣除項目。適時引入家庭支出申報制度，優化稅率結構。
　　與此同時，為配合個稅改革推進，個稅納稅人識別號、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也將加快建立。

　　提高起征點不公平
　　中國現行個稅制度是分類所得稅制，具體被分為11類，分別是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經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征稅的其他所得。
　　普通民眾最熟悉的是工資薪金所得個稅，這類稅收收入占所有個稅收入約七成。工資薪金個稅起征點（即工資薪金所得的費用減除標準）自2006年由800元提至1600元之后，2008年再被提至2000元，2011年則提至3500元。
　　此后，個稅起征點提高呼聲不斷。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有政協委員建議將個稅起征點提至5000元。但在樓繼偉眼里，簡單地提高個稅起征點并不公平，也并非個稅改革的方向。
　　在上述“財政工作和財稅改革”記者會上，面對個稅起征點為何連續幾年沒有變化的提問，樓繼偉表示，簡單提高個稅起征點并不公平。
　　他舉例說，一個人的工資5000塊錢可以過不錯的日子，如果還要養孩子，甚至還要有一個需要贍養的老人，就非常拮據，所以統一減除標準本身就不公平，在工薪所得項下持續提高減除標準就不是一個方向。
　　普華永道中國個人稅務咨詢合伙人張健菁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中國各個城市發展情況不同，各人收入狀況不同，簡單地提高工資薪金個稅起征點只是“一刀切”，很難做到公平。

　　合并部分稅目
　　那當前個稅改革的方向如何體現公平？
　　由于分類所得稅制難以做到調節收入分配和實現稅收公平，國際上采用分類稅制的國家非常少，目前僅有中國和非洲、西亞一些發展中國家采用。大多數國家都采用綜合或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模式。
　　所謂的綜合稅制，是指對于納稅人的各類所得，不論其來源均視為一個所得整體，匯總計算后適用統一的寬免和扣除規定，按照適用的稅率計算應納稅額的課稅模式，這種稅制更能體現公平。
　　樓繼偉曾指出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制主要方向：合并部分稅目作為綜合所得，適時增加專項扣除項目，合理確定綜合所得適用稅率。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張學誕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根據我國國情，第一步將實現小綜合，即對現行11項分類所得進行適當歸并，可將經常性勞動所得確定為綜合所得，將資本性所得仍作為分類所得，并適當考慮綜合所得與分類所得的稅負平衡問題。
　　所謂經常性勞動所得，主要包括個稅中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等分類稅目。資本性所得則主要包括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等稅目。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財稅專家對本報記者表示，合并部分稅目關鍵在于這些稅目在技術層面能不能實現合并，合并之后能否有效監管。
　　張健菁告訴記者，目前呼聲最高的是將工資薪金和勞務報酬所得稅目合并在一起。以前分類所得稅制下，收入相隔一元可能面臨兩個高低不同的稅率，很不公平。而采用綜合稅制后，如果把所有收入放在一起，并通過綜合的減除標準和專項抵扣后，稅負和收入就比較公平。

　　“基本扣除+專項扣除”
　　張學誕告訴本報記者，借鑒國際經驗，逐步建立“基本扣除+專項扣除”的稅前扣除制度，是個稅改革的方向。可在現有工薪所得基本扣除額的基礎上，適當增加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專項扣除。
　　他表示，我國目前工薪所得3500元的費用扣除標準約占2014年全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70%左右，該比例大大高于國際上實行綜合稅制國家的水平，在改革中不宜再簡單地提高基本扣除標準，而應與專項扣除項目統籌考慮，為專項扣除項目預留空間。專項扣除項目和標準應兼顧個人及其家庭的個性化支出因素，更好地體現稅收公平原則。
　　樓繼偉在上述記者會上也提出了未來個稅專項抵扣方向。
　　他表示，綜合所得個稅改革很復雜，因為最終要把個人所得收入，即11項分類所得綜合在一起，然后再做一個并非簡單的在工薪項下的扣除，而是說要做分類的一些專項扣除。
　　“比如說個人職業發展、再教育的扣除，比如說基本生活的這一套住宅的按揭貸款利息要扣除，比如說撫養一個孩子，處于什么樣的階段，是義務教育階段，還是高中，還是大學階段，要給予扣除。當然我們現在是放開‘二孩’了，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標準，真正的費用到底是多少，也不太一樣。稅法也不能說大城市就多點，小城市就少點，總是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還有贍養老人，這些都比較復雜，需要健全的個人收入和財產的信息系統，需要相應地修改相關法律。”樓繼偉稱。
　　針對社會關心的首套住房按揭貸款利息抵稅，張學誕表示，這肯定是未來的改革方向，但短期內是否能出臺還很難說。而諸如醫療、教育專項扣除，張學誕認為國家會出臺一個統一的扣除標準，而非“實報實銷”。
　　張健菁對本報記者表示，房貸利息抵扣個稅一兩年內出臺比較有挑戰，因為這需要銀行等多方配合，制度設計還得兼顧公平。比如美國對房貸利息抵稅僅限于兩套房子，房貸金額最高不超過100萬美元，這是為了防止越有錢的人抵稅越多。
　　又比如今年的熱點話題“二孩”。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兆安3月7日建議，對“兩孩”家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
　　“當然，對我國個人所得稅制進行必要的調整完善，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全部完成。”張兆安說，因此在這個過渡時期內，為配合放開“二孩”政策的落實，應該在個稅制方面有所作為，也就是在計算應納稅所得的時候，增加扣除生育費用的一些項目，實行一些稅收優惠政策。
　　樓繼偉在上述記者會上表示，個稅改革復雜在執行層面。“首先稅政就比較復雜，然后再執行，然后再根據條件分步實施，先做一些比較簡單的部分，再隨著信息系統、征管條件和大家習慣的建立，逐漸把它完善化。”樓繼偉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