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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交流交流，新常態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題目。最近大家看到關于中國經濟形勢的預測是不是都非常的悲觀？我個人的感覺，好像是不論是對全球經濟，還是對中國經濟，都是彌漫著一片悲觀的預期。這個悲觀的預期到底對還是不對？

　　覺得經濟沒希望的時候差不多就到底了
　　從滯后指標來看，中國經濟確實讓人憂慮。比如就業率、失業率這些指標還不好。從同步指標來看也不好，什么叫同步指標？比如說用電量，比如說鐵路的運量，等等這些同步指標。中國經濟也沒有什么好轉的跡象。但是從領先指標來看，我很高興地告訴大家，很多領先指標已經有觸底回穩的跡象。
　　哪些領先指標呢？我這里介紹四個指標：第一，新CPI和PPI，它們是消費的領銜指標。什么叫核心CPI，就是剔除掉食品和石油，原材料的物價指數就叫核心CPI。在目前來看，中國的核心CPI已經連續三四個月沒有再往下走。這就意味著我們的商品零售總額，就是總的消費可能在往下滑的趨勢已經被扼住住了。它不一定向上反彈復蘇，但是會在相對的百分之十一、十二的位置啟平。
　　去年11月9號我去國務院給克強總理，給一些副總理和三十多位部長做報告時我告訴領導，說中國經濟雖然滯后指標還不行，雖然同步指標還不行，但是領先指標已經有企穩的跡象。那時候我預測消費可能不會往下走了。
　　第二，PPI，這是生產者價格指數。生產者價格大家通常看它高或者低，或者連續46個往下行，這個有意義嗎？有意義。但是有一點重要的是，PPI是投資的領先指標。如果PPI一直往下走，是負的，企業投資一定沒有信心。在2013年底的時候，在2014年初的時候我發表了很多文章，對中國的經濟作出了非常悲觀的預測，也給上面領導提出建議。
　　但是這時候主流經濟學家告訴領導人的聲音不是這樣的，說這是新常態，雖然經濟下滑一點，但是經濟增長的質量在好轉；雖然投資下滑的很快，大家消費占比，拉動經濟的比重在好轉。記得2013年聽的最多的就是這三個字：新常態。后來新常態在國際上被叫做新平庸。
　　今天這個題目是新常態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家為什么愿意把新常態加上呢，這是中國的習慣。領導一說新常態，都跟著說新常態。這就是2013年、2014年做的至少不正確的判斷，該采取措施的時候不采取措施，所以我們的預測哪有什么前瞻性。
　　2013年就開始穩增長，把利率搞的那么高，把很多企業搞死了。2014年應該盡快降息，降準。我不是第一次跟他們不一樣，他們那時候說新常態，我說經濟完蛋了，趕緊采取措施，現在他們慌了，說還得三五年，我說就這樣，到底了。
　　這個在2009年2月份的時候也曾經有一次類似的經歷，經過08年的金融海嘯，全球金融風暴以后，全世界一片恐慌，當時溫總理到處問什么時候見底？沒有人敢說話。那時候可以看看我的文章，我說中國經濟已經見底。2009年2月份，那是上一輪經濟周期我不小心預測的底部。這次我看到同樣的指標，所以我說中國經濟增長最悲觀的時候，有可能已經觸底了。因為那次成功的觸底，所以上級總理也請我到國務院給他們做匯報。
　　第三，M1是價格領先的指標。什么叫M1？M1就是貨幣里最活躍的那一塊，現金加國際生產。你如果想買房子，先把定期變成活期；想買股票把定期變成活期。否則沒法兒買。所以M1就是經濟里面最活躍的那部分貨幣。M1增速反彈意味著資產價格即將企穩。所以中國M1價格實際上從九月份就開始觸底反彈。
　　從六點幾一直到十三、十五。M1反彈意味著消費復蘇，意味著房地產價格跌不下去了，哪怕部分的中小城市的庫存比較多，但是核心城市房子在漲，中心城市穩住了，所以房地產價格再往下走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為這些錢沒地去。M1貨幣條件的改善就意味著資產價格就企穩的條件。
　　第四，PMI指標。有的經濟學家經常說庫存線，就是PMI低于50就叫庫存線，高于50就好。如果這么看的話，咱們大家都可以做經濟學家了。PMI要分結構來看，比如它有新訂單指數，有庫存指數，還有原材料指數，如果你是一個企業家，你想一想你在什么情況下是企業最差的時候？比如你突然發現訂單沒有了，東西賣不出去了，你會不會立馬把廠子關門？
　　我想你不會，你得先把原材料弄完。弄完后就不生產了，之后才是裁員等等的問題。所以經濟什么時候降低，就是把原材料用完，存活都甩的差不多了，新訂單開始起來了，那個時候就是底部，就是經濟最差的時候。
　　所以我們看到PMI這三個指數，在十月份、十一月份的時候，原材料到了歷史新低，新產品在往上反轉。從這方面中國經濟其實已經用不著太悲觀。最新的數據，在持續的改善。在十一月份我做了那樣的判斷以后，十二月份公布的十一月份的數據，商品零售總額實際上已經開始好轉，十二月份數據也在好轉，工業增加值也在好轉，固定資產投資也不怎么下滑。實際上無論你預測消費還是預測出口，你再往低了預測，你2016年還有什么低的預測。
　　現在房地產掉到個位數，快到零了，出口都變成負增長了，你還指望它爛到什么程度啊，所以它就往上走了。不要太悲觀，黎明前的黑暗是最會的，覺得沒希望的時候差不多到底了。
　　這個到底有可能幾個原因，待會兒我們再看。比如說看鋼鐵快不行的時候，看到煤炭快不行的時候，看到汽車、房地產快不行的時候，你有沒有想一想為什么深圳的華為今年賣了一億臺手機？為什么它們快趕上三星了？我十二月份去深圳給它們市委市政府和整個市領導做匯報的時候，他們告訴我2015年財政收入增長超過30%。為什么超過30%？因為他有華為，因為他有騰訊，因為他有大疆無人機。不要看老的經濟不行，新的再起啊。

　　不要管市場說什么，政府覺得正確的就去干
　　這就是接下來談到為什么會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什么在經濟連續下行五年以后會出來這么一個詞？基本原理就在這兒。2010年以后美國經濟連續五年向上反彈復蘇，中國經濟連續五年向下。在2010年1季度的時候季度GDP增速是正的13%。現在看到的數據是不到7，六點幾。即便這個七也好，六點幾也好，可能很多人還有水分，不一定是真的。到底是真的假的，我在這兒不做評論。反正我覺得這個東西對不上。
　　用電量是負的，鐵路運量也不行，最后居然也達到七了，到底七是怎么弄出來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懂。總之2010年以后我們經濟很差。但是為什么美國很好，我們很差？有一個短期原因，有一個長期原因。短期就是美國連續量化寬松，2010年后降準、降息，還拼命發票子，經濟好了。
　　2010年中國在搞緊縮，2010年-2011年搞了一年緊縮，因為通貨膨脹起來了，中國領導特別怕通貨膨脹。2010年我給溫總理做匯報的時候，我說要理性應對通脹，不要害怕通脹。96年以前中國叫短缺經濟，所以在座的各位，包括總理，凡是上點年紀的，小學都讀過通貨膨脹怎么把國民黨害死了，亂發鈔票，所以政府倒臺了。
　　八十年代的通貨膨脹又跟六四等等混在一塊，所以領導一聽到通貨膨脹就嚇的不得了。所以通貨膨脹我講了一同之后，溫總理跟我說滕泰你講的很對。當時我讓他關心核心CPI，不要看緊縮。他說作為總理，既要關注核心CPI也要關注CPI，因為這關系到老百姓的生活。
　　有兩個東西可以讓政府倒臺：一個是官員腐敗，一個是通貨膨脹。這是通貨膨脹在他們腦子里留下的極大的陰影。1996年以后基本沒有通貨膨脹了，物價起來好幾輪了，你們家囤積過大米嗎？短缺的時代早就過去了，但是物價為什么還有波動呢？因為供給側。
　　1996年以后物價波動主要是肉價格波動了糧食價格波動，而這個跟經濟沒有什么關系。母豬生不下來小豬，你給它發貨幣有什么用？糧食也是一樣的，人工成本也是一樣的，你們作為企業家看看人工成本漲了多少？中國工人工資平均每年長15%的話，對CPI推動是1.98，前幾年大宗原材料漲的時候帶動多少物價上漲？物流成本帶來多少成本上漲？
　　所以人工成本，原材料成本，物流成本，糧食價格和豬肉價格的供給的波動，造成的物價的上漲，用總量的貨幣政策緊縮管什么用啊？所以過去十年我們每次物價上漲的時候上來就掐貨幣。在過剩的時代任何東西都不敢隨便漲價，石油漲價它也不漲價，人工漲價它也不漲價。
　　2010年我出了一本書《滕泰透視通脹》。發改委領導讓我去講課，給他們講價格復雜問題。不能聽忽悠，也不能騙老百姓，物價一上漲就罵多發貨幣等等的。所以2010年我們有兩次緊縮。2010、2011年搞了一次緊縮，2013年搞了一次錢荒，把利率干到10%、20%、30%，經濟可不完蛋了。
　　人家在搞量化寬松，你在勒著脖子往死里掐，你的經濟能好嗎？全世界都在發鈔票，美國、日本、歐洲，歐洲都負利率了，你怎么不罵罵美國人亂發鈔票。所以中國經濟學原理，環境很復雜。如果十億老百姓認為鈔票發多了，就搞緊縮，經濟就完蛋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大家都認為是正確的，正確嗎？所以決策一定要像朱熔基總理那時候，不管市場說什么，我只要認為正確的我就這么干，最后經濟好了，老百姓還不是說你好。經濟這么差，連續五年下行還搞緊縮，2010、2011年緊縮，2013年搞錢荒，所以經濟下滑的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這個。
　　第二個，供給結構老化。2010年以蘋果為代表的產業鏈進入擴張階段，這個就是一個單位的供給層次刺激多個需求，所以迅速拉動美國復蘇。光蘋果一個公司貢獻美國GDP的0.5%。中國太多的產業處于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
　　供給成熟的產業比如房地產和汽車，供給老化的產業比如鋼鐵、煤炭，建筑等等。有效供給成熟的產業，一個單位的供給大體能刺激一個單位的需求，它能形成一個循環。那些供給老化的企業，一個單位的有效供給最多能夠創造N分之一的有效需求。
　　所以越多的資源往供給老化的資源投，中國經濟運行效率就越低。所以除了貨幣緊縮政策以外，從根本上扭轉中國經濟頹勢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轉動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供給側的結構性老化。
　　供給結構老化是中國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所以改變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供給側結構改革。所以到這兒我給大家介紹清楚了，為什么會有供給側結果性改革就是這么來的。去年11月9號我去給克強總理做匯報，題目就是從供給側改革出發，全面降低企業成本，開啟經濟增長新周期。會后我還強調，總理，一定組織新供給。人家蘋果就一個企業。他說是是是。

　　高層改革意愿絕對沒問題，也沒有利益集團阻撓改革
　　除了扭轉經濟頹勢之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共識，十八大的時候，回憶回憶2012年八九月份的時候，你們作為企業家你們在想什么？你們一定在猜測判斷，新的領導人會怎么干？這個國家會往哪兒走？向左走還是向右走？當時都在猜測這個事情。但是新的領導在沒有正式接任他又不好發布說什么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看到上海的《文匯報》出現了這么三篇文章，在2012年8月份出了整版文章《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2012年9月份《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不動搖》。2012年10月份《鄧小平理論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三個整版文章出來之后外行是不看的，你們估計也不看，不是說你們外行，不懂中國小圈子怎么傳播，一般不會看《文匯報》這樣的東西，這個理論本身也比較枯燥。
　　這個文章的作者是我們中歐商學院名譽院長劉吉。十一月份十八大召開，十二月份我跟劉老散步，他跟我說了一下這個文章的背景。這是在習總書記在新的領導交替之前，劉老來了一趟北京跟他們做的交流，回去之后發表了這三篇東西。
　　所以2013年以后大家清楚了，這屆政府基本就這三個：經濟建設中心不動搖，經濟改革不動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是因為這些行動，2012年的時候，人們對改革的預期一片憧憬。2013年的時候召開了十八屆三中全會，三中全會提出來，讓改革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等等的。所以2013年的時候三中全會公報一發布，全中國對改革的預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兩年以后，尤其是在去年六月份股票市場崩盤以后，整個中國的投資者、企業家和老百姓對改革的良好的預期降到了一個很低的低點。股票崩盤一是澆滅了很多預期，二是還有哪些方面有改善？當然有二胎政策放開，教育、醫療等等方面還沒有改，改革的進程、速度和力度遠遠低于市場的預期。
　　有人說是不是高層的改革意愿降低了，利益集團阻撓？我個人的看法，最高層的改革意愿絕對沒有問題，第二，也沒有任何利益集團敢于阻撓改革。沒有改革完我覺得有兩個原因，這就是2015年我發的一個報告，叫做扭轉經濟頹勢，重聚代表共識。
　　那篇報告的大概意思是，高層改革意愿沒有問題，也沒有利益集團阻撓，但是進行的預期，首先是頂層設計能力出了問題。我們有一個深改組，這有二十多人，除了兼職的，專職干部十幾個人。
　　古代我們知道，春秋有一個叫孟嘗君養食客三千。人家一個孟嘗君還養三千個專家。你推動這么大的改革，你怎么也得養三萬專家吧？你弄十幾個人就能設計全中國的改革方案？所以頂層的設計能力實際上是不夠的。電力體制改革怎么改？你猜都不用猜，肯定是電監會牽頭，那它就讓國網參加，這樣報上去，來來回回，來回出來一個方案，耽誤工夫不說，你說能出來什么方案？所有的改革都是這樣。所以我說頂層設計能力出了問題。
　　第二個，發動基層。八十年代改革為什么搞的好？不是頂層設計出來的，基層創造出來的。所以我們發表的這篇文章，很快看到了上層的回應，十月份五中全會前后，總書記召開深改組，我說建立高端智庫，讓云山接見25個單位，我看還是那些人，還是干那些活。這個事出來后很高興，一是人家重視這個高端智庫還挺好，第二，是這個做法，我給了兩個評論，第一，端著架子，第二，沒找對路子。后來也看總書記召開深改組的會，改革要發動基層。看了以后一半也是高興，一半高興不起來。你發動基層跟那十幾個人講有啥用？跑到深圳去說發動基層，這個就干起來了。
　　總之，改革走到今天，因為低于市場預期，所以五需要一個新的東西來重新凝聚人們對改革的信心，重新形成改革共識。找來找去找什么呀？新自由主義不行吧，計劃經濟不行吧，凱恩斯主義也不行，最后只能供給側改革。
　　所以供給側改革不但抓住了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同時也是重聚改革共識的必然的選擇。從實踐效果來看的話，大家看到過去一兩個月熱，總書記提了后，一兩個月全是供給側改革，雖然大家不知道啥意思。我從各省給省里領導做報告的時候他們也不知道，講完之后知道了。但是這個的確起到了重聚改革共識的作用。中央經濟工作就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地方也講，所以這起到了凝聚共識的作用，但是怎么改呢？
　　我先介紹一下從我們三年前呼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怎么理解？2012年11月份的時候我發表了三篇文章，叫新供給主義宣言上中下。大致意思，經濟如果繼續沿著老的路，三架馬車：投資、消費、出口執行的話已經不行了。投資也沒有什么潛力了，消費也不行了，出口也不行了，但是如果看到這三個東西不行了，就認為中國經濟完蛋了，那是錯誤的看法，因為那三架馬車根本就不是財富的源泉，根本不是經濟增長的源泉，那個只是價值體現的條件。就是沒有出口、投資、消費的話生產了東西有可能賣不出去，所以才會影響經濟增長。
　　真正財富的源泉是什么呢？第一，人口和勞動。我們是財富的源泉，你們都是財富的源泉，大家創造財富的人是勞動，還有土地資源，第三，資本金融，沒有錢投入哪來財富。第四，管理和制度，制度也是財富的源泉。第五，技術和創新，這些都是財富的源泉。當看到三架馬車走不動的時候，發現這五大財富源泉還可以極大程度的挖掘。所以2012年11月份發表的這個。之后賈康他們也發表了一些，意思跟我不一樣，他叫八雙五并重，但是是哪個八雙，他們找我合作好幾年了，也沒記住。在2013年又發表了這些文章，新供給主義的呼吁，就是從供給側推動改革。
　　為什么2012年發布這個東西呢？實際上在2005出版的《新財富論》也是對供給側改革。08年發表《財富覺醒》也是推動供給側改革。但是遺憾的是在上一屆政府講這些東西的時候沒人聽，他們只對經濟運行的拐點感興趣，對物價拐點感興趣，他們熱衷于搞經濟的宏觀調控。為什么選擇在2012年11月9號發表文章，那是十八大召開以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的第二天，召開之前也給他們遞上去了。
　　所以自古以來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所以新供給主義在特定的背景下才會引起時代決策者的關注。2013年為什么連續發表這么多文章，因為提出來之后得到了回應。2013年之后政府就開始沿著這個路走。到2013年7月份出版了《名富論，新供給主義百年強國路》。四個月之后三中全會內容跟這本書大部分內容吻合，像放松戶籍制度等等的。為什么重合我不知道，因為我的書在三中全會之前，這可能是英雄所見略同。
　　實際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明確的提出來，是今年十一月份。但實際上在2013年的時候，其實就已經是供給側改革了。它沒有講讓三架馬車拼命跑，讓五大財富源泉充分涌入。11月9好我應邀給總理們做了一個報告，從供給側改革，全面降低成本，開展經濟增長新周期。之后看到供給側改革一點點熱起來了，一直到在座的各位都對這個玩意兒充滿了興趣，但是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接下來談談什么叫供給側結構改革。新供給主義的一個理論就是供給能不能產生需求。古典的供給學派，薩伊那個時候認為供給能夠自動的創造自身的需求，比如說一個企業賣了一千萬貨物，這是供給。這一千萬貨物會變成企業家收入、工人收入等等的。總之一千萬的供給會變成一千萬的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拿了這一千萬不存在銀行的話全拿來消費或者投資，存銀行儲蓄也會賺到投資。
　　總之一千萬的供給會自動創造一千萬的需求。在這下來，經濟不需要政府干預。這就是古典的供給學派。而新供給主義，認為供給不能創造等量的需求，只有在一定條件下能創造。所以在供給老化階段的時候就不能創造等量的需求。在供給約束的情況下也不能創造等量需求。比如大量的行政審批，行政管制，高融資成本，高稅收，有這些約束的時候供給就不能創造需求。有抑制的時候，資金成本有抑制，管理等等抑制的時候也不能創造需求。
　　所以從經濟學原理講，新供給主義認為供給不能創造等量的需求。新供給主義任務應該創造條件讓供給創造需求。你通過改革減少供給老化，讓引導新供給創造新需求，通過改革減少供給約束，取消行政審批，讓供給創造需求，通過五大財富源泉改革，讓供給創造需求。所以新供給主義是改革現有條件，讓經濟回復均衡。只要恢復了均衡，增長也就恢復了。
　　什么叫新供給？我們老是講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就是剛才講的蘋果手機，華為手機，這些新供給。新的技術，新的商業模式，新的組織管理模式，新的業態，都算新供給。新供給才能創造新需求。
　　我們主張未來經濟增長在五點上，這個不是人類資源，而是人類的思維。像我今天在這兒做資源，我消耗什么地球資源了嗎，但是它也是財富，因為你們得到了效用。所有的知識財富，所有的藝術品，其實都是一樣的，它的財富的源泉不是藝術資源，主要不是地球資源，而是人勞動和人的思維。
　　這五大軟財富在美國經濟里占了70%，在中國只占了49%。不要再生產那么多鋼鐵了，不要再生產那么多污染環境的消耗資源賠錢的東西了。未來我們的需求不是簡單的衣食住行，而是精神需求。滿足我們的精神需求才是最重要的，滿足精神需求就靠這五大軟財富。
　　文化經濟、信息經濟等拼命往前走的時候，做傳統產業就等死嗎？當然不是。傳統產業怎么辦？全美國人都開著底特律的汽車，但是底特律的經濟一片蕭條。為什么全美國人開著它的車而它的經濟一片蕭條？在它一片蕭條的時候汽車廣告可賺錢了，汽車金融也賺錢，所以跟汽車相關的都賺錢，就是造汽車不賺錢，這就是硬財富的未來。
　　硬財富的未來就是底特律，就是農業。小時候在農村，老人說沒有農民種地我們吃什么，所以都覺得是農民在養活著我們。我告訴大家，全世界的農民都不交稅，都是大家在補貼他們。我們吃農民的糧食，是我們在養活他們，還是他們在養活我們？
　　這個從財富源泉角度一定要想清楚。如果一個村子里有一千畝地，按照現在的農業技術十個人耕種就可以耕種很好，產出達到一個最高的效率。為了社會公平和穩定，非得讓一千個人在那兒干活，除了那十個人，剩下的990個人都在浪費社會資源。農民在養活我們，但是需要那么多人種地嗎？你造汽車，誰不會造汽車啊？
　　都會造汽車所以你不掙錢，但是有人掙錢，奔馳的前總設計師說，我們賣的不是汽車，我們賣的是藝術品，只是碰巧它會跑。所這的制造商掙錢。特斯拉也掙錢，它賣的是汽車嗎，你買這個車是為了跑的開還是為了拉的人多，你是為了拉風，你是為了時尚，環保嘛。
　　茅臺你喝的是茅臺，是好喝，是虛榮，還是社會品位，你們認為是好喝，我告訴你好喝值十塊，剩下的900多塊錢買的是什么。所以中國的制造業的未來在哪里？軟價值。我們能吃飽飯了，也能穿衣服了，買西裝的目的不是為了遮風擋雨，為什么花幾千塊錢買它？所以人們的精神需求怎么滿足，這個才是未來。
　　所以中國經濟怎么轉型，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我給總理作匯報的時候他理解的很快，克強總理說以前我們創造財富主要靠自然資源，現在更多靠人的資源，以前靠勞動，現在更多的靠智慧。很多人跑到日本買馬桶蓋，人家賣的不是馬桶蓋，賣的是健康。他簡單的幾句話就指明了中國的經濟轉型的未來。
　　所以不管我們做培訓行業，還是做制造業，都得知道未來轉型的方向一定不是再用資源、環境、低廉的勞動去制造5%、10%毛利率的東西，而是怎么給它附加上更多軟價值，滿足人們精神需求，增厚你的利潤。一個蘋果手機在中國制造的硬件只有5%、10%，但是它賣的全是軟件。
　　宏觀上來看一個經濟的周期我們分四個階段，這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宏觀基礎，就是它有新供給形成階段，新供給擴張階段，供給成熟階段和供給老化階段。總之的話，一個經濟的周期有這四個階段。如果老是處在這個階段，像美國2010年經濟是好的，如果處在這個階段就有問題。政府能干的為新供給側創造條件，不是說把這個企業關掉，而是第一個給要素轉移創造條件，第二個，怎么向社會政策托底，一個是放手要博，一個是要做好社會保障工作。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提出訴求有長期和短期。
　　一是放松供給管制。像出租車牌照管理這樣的行業在中國到底是幾百個還是幾千個、幾萬個不知道。所以每取消一批行政管制就會解放一批生產力，經濟就好了。
　　第二個，降低融資成本。中國的企業，中國的錢最多，但是中國的錢最貴。假設中國的融資成本降低一個百分點的話，中國經濟增長會增長多少？中國企業會增加7千億。降低兩個百分點融資成本，企業利潤增加一萬四千億。2013年就應該降低融資成本，他們搞錢慌。當然這個時間走到了正確的道路上。利率在過去兩年還是降了一點，上面這個是短期的，三月份才降。2014年11月份降息降準，2015年長期融資成本才降下來。降到現在我們還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中國的企業仍然承受著高的融資成本。
　　第三，減稅。在美國82年季度GDP有十個點的上漲，就是里根政府減稅。減稅后經濟有起來了。總之我們經濟這么差了，中國綜合稅費40%，比發展中國家貴一倍。很多人說減稅沒空間，我看有空間。宏觀稅負37%，所以為什么不能降一點呢？所以在會上我提出來減稅3萬億，減稅，發債，助力未來，一箭三雕。
　　第二天晚上國務院的文章用了我們的話，合理擴大規模。我們的財政赤字只有2.4%，歐洲和美國都很高。但是減稅了以后政府得花錢，要么精兵簡政裁公務員，如果短期減不掉，政府花錢怎么辦呢？就發債，發三萬億債就完了。減稅有利于刺激消費，發債可以吸納社會閑置資本，過三五年經濟又過熱，又通脹了，開始還債，所以減稅，發債，助力未來一箭三雕。總之我們有能力減的，不像有的專家說不能減。
　　有專家到我們這兒里說要做供給側調研，問我怎么調研？我說減稅的問題不要問政府，問企業，把企業的呼聲反映給領導。問政府，說錢不夠花，哪行，它們永遠不夠花。最近高稅收成本約束，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怎么辦呢？要釋放五大財富源泉才能開啟經濟增長新周期。怎么釋放？一個是人口和勞動。減少人口的供給抑制，提高勞動供給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我們的人工成本過去十年漲了多少，我們家保姆現在都一萬塊錢。所以人工成本讓我們喪失了很多優勢。戶籍制度也很重要，一個人在農村的人均GDP跟城市的相差5倍。相差5倍意味著什么？假設這個人從農村跑到城市找到工作，他對經濟的貢獻增長4倍。所以人口從低效率部門到高效率部門流動都是財富的源泉。你讓不讓他流動？如果他跑過來不給戶口，不讓孩子上學，檔案亂七八糟一堆事，怎么流動？所以放開二胎是累計長期財富源泉。
　　土地資源也有問題，老覺得中國沒地，誰說中國沒地，這么大國家沒地？18億畝紅線，本來就是一個偽命題。現在開放的社會里，對糧食的安全觀都需要改變，假設明天打仗了，那些國家會不會通過糧食禁運餓死你的老百姓？我相信現在沒人干這個事了，現在人道主義了嘛。
　　農業技術提高到這個程度，糧食不是問題了。老是幾十年前的糧食安全觀，幾十年的通貨膨脹觀點。所以中國的土地不少，但是供給有問題。房地產拿到的地那么貴，連工業用地都那么貴，商業難道貴，企業怎么干？到底供給效率高不高，供給成本能不能降下來？跑到歐洲旅游，很多城市都在山上，我們現在城市都是平原占地，能不能改一下？好多農民已經進城了，村里的第還占著，能不能變成耕地？很多類似的問題不展開了。
　　印度的錢貴有道理，因為它沒有儲蓄，中國有三四萬億的外匯儲備，怎么我們的錢最貴，美國的錢應該最貴啊。我們的金融機構，我們的金融制度，我們的宏觀的金融政策都干了什么。他們應該干的任務就是在居民，有錢人儲蓄的部門和企業之間，用最低的成本架起一座橋梁，這就是金融意義。一句話概之。但是中國的金融機構，金融制度，金融政策干了啥事？它們在二者之間挖了一道深不見底的鴻溝。
　　所以這就是供給側改革提出的減少金融抑制。制度也是，制度也是財富源泉，人民公社為什么吃不飽飯，聯產承包責任制怎么就可以？因為人的積極性提高了，因為制度變了，所以制度就是財富的源泉。
　　很多國有企業人到底在里面用30%的力氣工作，還是用了50%？如果好好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把30%、50%的積極性變成100%，200%，誰說中國經濟不行。所以從總需求分析框架的人，一說投資不行了，消費不行了，出口不行了，中國經濟完蛋了。房地產不行了，汽車不行了，中國經濟完蛋了。
　　我告訴你們中國沒有完蛋，取消一千個行業的管制，經濟就回到8%、9%了。所以放松管制，降低融資成本，減稅，中國經濟短期立馬能干好。有沒有魄力干，五大財富源泉：土地、制度管理、資本、資源，這些東西，五大財富源泉都可以降低10%的供給成本。如果這五大方面都降低10%供給成本的話，你是經濟增長能不能起來？所以這是我給總理講的只有從供給側改革，全面降低成本，才能開啟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周期。

　　供給側改革需要真抓實干
　　供給側改革需要真抓實干，不能陷入這幾個誤區，停留在概念炒作是沒有意義的。但是中國很多人在干這個事。我干了十幾年的供給側財富論研究，三年來一直呼吁供給側改革，但是沒有動靜。但是總書記一說全國人民一下熱起來了。我不能在很淺的概念炒概念了，炒概念不能救中國，你得考慮供給側改革怎么干。
　　所以我們為什么出版這本書，這本書不是討論理論，前面一篇是理論，后面是講五個方面怎么改。我的前沿是寫的如何把供給側改革落到實處。所以不要炒理論了，應該真抓實干。不能讓供給側改革回到計劃經濟或者產業政策道路上來。一聽供給側改革很多部門就要伸手了，這就變成計劃經濟了。
　　1996年的時候，我們1997年的時候，我們上上屆總理還曾經限制過電力企業發展。03、04年的時候在拉閘限電的同時其在限制五大行業，誰生產鋼鐵好像犯了政治錯誤一樣的。到了07年發現鋼鐵、水泥不夠用了。
　　我們限制五大產業的時候支持光伏產業發展，過幾年發現光伏過剩了。凡是曾經限制過的后來都不夠了，凡是支持的后來都過剩了，你說你干預的啥勁？所以新供給經濟學不是讓政府之手亂摸，不是讓它放手。
　　還有就是不能把供給側結構管理和需求對立起來。在2012年我發表新供給側改革宣言的時候，上來就是凱恩斯主義和貨幣改革誤導中國。這個就是批評他們，為什么批評，因為我們是少數派，全中國都是三架馬車，所以我們不批評一下，不撕開一道口子，沒有痛點讓他們感到難受的話，這個理論就得不到市場的關注。
　　現在我們變成主流了，全都是供給側改革了，人家需求側都很難受了，都跑過來罵三架馬車，這時候再去罵就是小人了。需求側有沒有用？當然有用了。在城市地下管廊建設，政府投資還得擴大，在民生工程方面，政府還得擴大，貨幣政策方面還需要它降低融資成本，所以不能把供給側就全是供給側，一窩蜂。
　　總之，再回顧一下剛才的東西。供給性結構改革，這次我覺得是玩真的了。你們千萬不要認為這是一個口號，又是一個呼吁。供給側改革不是把凱恩斯主義全面否了，而是讓政府全面放手，要要素流動，降低成本還會繼續，等等的，但是這個過程確實要克服方方面面的阻力。
　　但是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供給這一側可以挖掘的潛力非常大。供給側改革能夠得到深入改進的話，我本人對中國經濟未來充滿信心。五年前、十年前你不知道用蘋果手機，三年前你甚至不你會用騰訊微信，五年以后的新需求是啥，新供給是啥，什么東西拉動中國經濟我們也不知道。但是誰來創造這些東西，就是企業家。
　　（整理自作者在2016北清大總裁經濟論壇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