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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保護主義的幽靈正在全球經濟衰退的陰影下頻頻閃現。

　　貿易保護主義正在各地抬頭

　　9月18日凌晨，美國政府宣布，針對中國補貼整車及汽車零部件政策正式向WTO世貿組織提起申訴。

　　9月17日，中方向世貿組織(WTO)提交了一項對美國關稅修訂法案的訴訟，反對該法案中的“霸王條款”。

　　9月6日，歐盟委員會宣布對中國光伏產品發起反傾銷立案調查。

　　這僅僅是近期與中國有關的幾大貿易摩擦案例。

　　世界貿易組織的統計數字顯示，從去年11月中旬至今年6月，二十國集團(G20)國家頒布的貿易限制措施多達124項。

　　世貿組織總干事拉米曾在各種場合多次對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態勢表示擔憂。他在8月底曾表態說：“經濟上的困難，不應成為政界領導人屈服于保護主義的借口。”

　　對此，經濟學家、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女士認為，保護主義“幽靈再現”，是全球金融危機的后遺癥。在“后危機”時代，WTO的現有規則需要改革，建立新的框架機制很有必要。

　　空喊貿易自由 實干貿易保護

　　貿易保護主義幽靈作祟之烈，最讓人心悸的，莫過于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

　　當時，美國頒布了以鄰為壑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上調900多種商品的進口關稅，致使進口商品的平均稅率從40%升至48%。這一行動立即招致其他國家的報復，從而快速引發了全球范圍的貿易戰，世界貿易總額陷入災難性的衰退。

　　由于對保護主義的危害大為忌憚，各國政府及其領導人近來頻繁就此表示了警惕與反對的態度。

　　今年4月，G20首次經貿部長會議就抵制貿易保護主義達成共識。

　　6月，在G20洛斯卡沃斯峰會上，各方又在消除貿易壁壘方面達成共識，承諾將原本于2013年年底到期的反貿易保護主義協議延長至2014年。在此期間，各方應避免為投資、貨物和服務貿易增設新的壁壘，不實施新的出口限制措施，在各領域不實施包括刺激出口措施在內的、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舉措。

　　剛閉幕不久的APEC會議公報也強調，各經濟體均有促進本地區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鞏固多邊貿易機制的義務。

　　但是，與臺面上這些頻繁表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不少國家私下里都心照不宣地舞起了“保護主義”這把“雙刃劍”。影響較大的最新案例就是中國光伏產品在歐盟遭遇的反傾銷調查，年涉案金額超過200億美元(約合1300億人民幣)。這是歐盟對中國發起的規模最大的一宗貿易訴訟，7成中國光伏企業面臨倒閉風險。

　　陳鳳英認為：“各國在這個問題上的言行不一，正說明當前世界面臨的保護主義壓力在日漸凸顯。”

　　她說，由于歐債危機長期找不到解決的出路，美國經濟復蘇步履蹣跚，新興市場經濟增長放緩，使得世界貿易增速減緩。這為保護主義的強硬抬頭提供了土壤與催化劑。

　　不少分析認為，在目前的世界經濟形勢下，靠貿易保護手段保護本國企業并屏障國內市場，正成為多國政客緩解民怨、爭拉選票的飲鴆止渴式選擇。

　　貿易保護主義一再花樣翻新

　　陳鳳英指出，當前的貿易保護主義風潮中，除使用提高關稅這一傳統手段外，一些更為隱性的非關稅手段也層出不窮，如收緊海關監管，加強進口許可證管理，國家安全審查等等。

　　新形勢下的貿易保護主義還呈現出幾種新態勢。

　　首先，貿易摩擦從以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蔓延至技術密集型產業。

　　美國對中國汽車行業發起反補貼申訴就是一例。電信和新能源等新興產業也成了近年貿易訴訟的多發領域。

　　其次，運用技術性壁壘特別是“綠色壁壘”限制進口。

　　歐美一些發達國家利用世貿組織的規則，打著保護環境的幌子，對進口企業提出苛刻的條件，以限制發展中國家企業和產品的進入。

　　第三，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對進口產品發難。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今年5月對45家企業發起“337調查”，其中包括中國華為技術有限公司。

　　所謂“337調查”，是指美國依據其《1930年關稅法》第337條款，主要針對進口產品侵犯美國知識產權的行為進行調查。事實上，自2002年以來，我國已連續9年成為美國“337調查”的最大受害國。相對于反傾銷調查，“337調查”的殺傷力更大。

　　第四，質疑中國企業的所有制性質，對中國企業提出“安全質疑”，也成為美國對中國貿易與投資進行打壓的借口。

　　因懷疑中興、華為兩家中國企業的通信設備可能內置情報裝置而對美國國家安全形成威脅，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9月13日舉行了公開聽證會。這兩家中國企業在聽證會上力證自己不是國有企業、不受國家控制。

　　有分析認為，所謂 “國家安全”理由，只是阻撓中國高科技產業進入美國市場的幌子。貿易保護主義和政治體制需求，才是其背后真正的驅動力。

　　“多哈回合已死” WTO規則須更新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最近發表社論認為，多哈回合“已死”，WTO需要建立新的多邊磋商機制。

　　所謂多哈回合，是指2001年11月在卡塔爾多哈舉行的世貿組織第四次部長級會議上啟動的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這是首個以促進發展為使命的多邊貿易談判機制，也是發展中國家參與最多、貢獻最大的一輪談判。

　　11年來，在多哈回合框架下，WTO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舉行過多次會議和磋商，卻一直未能消除在農業和非農產品市場準入這兩大關鍵領域存在的嚴重分歧。談判幾度中斷、恢復、再中斷，數次錯過“最后期限”，總是無果而終。

　　陳鳳英表示：“多哈回合已沒有太大意思了。現在，世界經濟與貿易面臨的問題，已不是多哈回合能夠解決的。在新形勢下，WTO必須重設規則，進行針對貿易與投資保護行為的新一輪談判。”

　　陳鳳英認為，歷經多年，WTO已擁有了比較健全的架構，尤其是爭端解決機制正在發揮重要作用。但是，WTO畢竟是“危機前”成立的機構，是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下的遺留產物，西方發達國家在其中占主導地位，議題設置權和決策權主要掌握在美國及西方國家手中。而目前的世界經濟格局已發生結構性變化，由西方唱主角轉變為東西方共同治理，新興經濟體角色日益重要。世貿組織156個成員中的絕大多數是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因此， WTO必須建立新的框架機制，提高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

　　WTO的“一票否決”機制也需要改革。多哈回合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在于那句著名的WTO“咒語”：“只要有一項未達成共識，則全盤都將被否定。”

　　陳鳳英說，1995年WTO成立之初制定的規則，現在看來未必適應如今的全球經濟形勢，比如“金融自由化”、“信息自由化”所帶來的風險，就應該得到正視。

　　多邊談判難以推進之際，區域性的貿易協定卻如雨后春筍般興起。有觀點認為，區域性貿易協定并不都是好事，因為這類協議往往更傾向于用“圈外人的代價”換取“圈內人的獲益”。

　　對此，陳鳳英認為，在多邊談判擱淺的情況下，區域性條約應該是世界貿易協商機制的一種補充。但是，全球性的多邊貿易協商機制仍將是最終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