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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有兩則新聞頗引人關注。一是國務院常務會議宣布企業稅收“營改增”將從上海一地試點擴大至北京、天津、江蘇等十個省市，而且明年將繼續擴大試點規模。

　　二是長沙今年規劃了195個項目，總投資8300億元，而長沙去年的GDP總額為5700億元。即便這些投資將發生在未來五年，其規模也相當驚人。

　　在目前經濟增長持續放緩和穩增長措施加快推出的背景下，這兩則新聞反映了政府在財政政策方面面臨的兩個選擇：一是公共投資，二是減稅。筆者認為，當前應該避免再次采用類似2008年至2009年以政府投資為主的財政政策，而應該順勢加快財稅制度改革、加大減稅力度、鼓勵開放私人部門投資。

　　上一次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雖然有助于中國經濟迅速走出全球經濟危機的陰霾，也加深了中國經濟的一些結構性問題，如對投資的過度依賴、“國進民退”和樓市泡沫風險的聚集。在當前經濟增長持續放緩的情況下，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的平衡再次成為中國政府面臨的重大難題。

　　當前經濟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企業利潤大幅下滑、投資意愿低，并由此導致內需的低迷。加大公共投資可以有效地在短期內恢復內需增長，而減稅可以提高企業的利潤率并恢復企業投資的信心。問題的關鍵在于政策重心的選擇。

　　從短期而言，兩種政策均有助于中國經濟穩增長。就中長期而言，減稅和鼓勵私人部門投資無疑是更優的選擇，可以兼顧穩增長和調結構的雙重目標。加大公共部門投資的好處在于政策的直接性和有效性。但這面臨兩個挑戰。

　　一是如何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避免重蹈財政過度借貸（包括以地方融資平臺等各種形式）的覆轍。長沙出臺的大規模投資計劃只是一個例子。據報道，貴州提出生態文化旅游發展規劃，總額在3萬億元左右。這對于貴州省2011年的GDP總量（5700億元）和固定資產投資總額（3940億元）而言，無疑是個天文數字，很難想象這些規劃是在嚴謹的可行性分析后提出的。

　　二是融資問題。中國經濟最近幾年高速發展的過程主要是靠房地產與投資兩條腿走路。具體而言，房價上升伴隨著地價上漲。這一方面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收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以土地做擔保，通過融資平臺的模式可以從銀行體系得到更多貸款。這使地方政府有財力投資建設當地的基礎設施和經濟。基礎設施的改善和經濟的成長反過來進一步推高了房價和地價，拉動了房地產和相關行業。

　　如何在保持樓市調控的同時加大公共投資，成為決策者目前面臨的一個大難題。隨著樓市調控深化，今年上半年土地出讓面積較去年同期下降了約20％，財政收入增速也大幅放緩。如果仍然以加大公共投資為重點，融資壓力將導致中央和地方之間在房地產政策方面加強博弈，倒逼樓市調控放松。最近一兩個月樓市出現的回暖跡象，就顯示了市場預期到可能會出現這一局面。

　　相比之下，降低企業的稅負、鼓勵私人部門投資，對中長期提高投資效率和改善經濟結構更加有效。

　　首先，通過減稅而鼓勵投資是基于市場的決策，它可以減少低效投資和重復建設，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同時，它也可以防止公共投資中出現貪污腐敗等問題，避免由此產生的社會矛盾。

　　其次，提高家庭部門收入、鼓勵消費是中國維持穩增長的核心。但在提高家庭部門收入占GDP比重的同時，保證企業部門穩定的利潤率是關鍵。這意味著，政府部門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要適度降低，實現“還權于市場”和“藏富于民”。政府的主要職能應是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而其在經濟和投資中的作用應盡量限制在市場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領域（比如直接回報率低但對實體經濟有正面溢出效應的部門）。即便在這些領域，政府也應通過減稅或財政補貼的形式來提供支持，而不是作為直接投資主體介入。

　　第三，減稅可與產業結構轉型相結合，如在節能環保、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或服務業方面給予更積極的稅收減免政策。與此同時，在政府希望調控的行業，可通過稅收杠桿（如環保稅、能源稅、房產稅）的形式加以約束。

　　今年以來，中國政府在減稅和鼓勵民間投資方面做出了可喜的努力，如推廣“營改增”試點、對小微企業的稅收減免政策和“新36條細則”的出臺。但總體而言，仍需要改變政府以投資為主的思路、加大減稅力度和鼓勵私人部門投資，我們期待相關改革的步伐可以邁得更大、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