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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企老板頻頻“跑路”的倒逼下，如甘霖般的寬松政策終于灑向了眾多中小企業。

　　“工信部已經在今年9月將一份關于中小企業扶持政策的建議上報至國務院，其中包括減免69個大類的收費項目，有上千個收費子項。”接近決策層了解此方案的消息人士10月12日向《華夏時報》記者透露。

　　就在當天晚間CCTV《新聞聯播》播發的國務院支持小微企業政策措施中，也提到了進一步清理取消和減免部分涉企收費。

　　一位接近金融監管部門的消息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隨著通脹的見頂回落，年底前貨幣政策很可能會適度微調，采取“定向寬松”方式，適當放松融資條件限制，對三農、中小企業、保障性住房等領域給予融資政策傾斜。

　　10月14日公布的9月CPI連續兩個月高位回落，加上16個月以來首次下調油價，從緊政策收到了明顯效果背景下，GDP增速放緩的現狀尤為凸顯，刺激經濟刻不容緩。

　　接受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和業內人士均認為，貨幣政策將在四季度轉向，下調準備金率的可能性較大，而財稅上則更傾向于減稅。

　　作為經濟晴雨表的證券市場，也作出了提前反應，12日，上證指數大漲3.04%，13日漲0.78%，成交量較前幾個交易日大幅放大。

　　老板“逃跑”多米諾

　　10月8日，深圳鈞多立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毛國鈞、其妻崔麗華及其在公司內任職的親屬全部失蹤，留下一屁股債和不斷聚集到公司門口的追款人。

　　據了解，鈞多立公司拖欠建設銀行龍華分行貸款3000萬元，拖欠中化集團遠東國際租賃公司1728萬元，拖欠供貨商已登記款項1200多萬元，其拖欠擔保公司3300萬左右，甚至還有一些尚未浮出水面的高利貸。

　　無獨有偶，在民營經濟大本營的溫州，也頻頻發生老板“跑路”的事件。據不完全統計，今年4月份以來，因資金鏈斷裂而“跑路”的溫州老板已經不下100個。

　　事實上，溫州早已危機四伏。今年1月，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便向社會發出了預警：如果目前的銀根緊縮政策不改變，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今年下半年，國內存量中小企業中的40%將會半停產、停產甚至倒閉。

　　接下來發生的一切，一次次地印證了周德文的判斷，江浙一帶的三旗集團、江南皮革、餐飲連鎖港尚記和波特曼、浙江天石電子有限公司等老牌知名企業相繼破產，老板棄廠出逃。

　　今年6月，周德文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直言：“現在中小企業已經出現新一輪危機，而且比2008年那一輪更為嚴重。”而全國工商聯對17省市中小企業調研的結果也與周德文不謀而合，該調研摸底的結果亦顯示，當前中小企業生存非常艱難，困難程度甚至超過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初期。

　　當時，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第一副主席全哲洙甚至危言：“估計到今年8月左右，有一批企業就開始死去了。”

　　對此，工信部、銀監會等國家部門則展開了更大范圍的調研。5月，銀監會派出調查組低調抵達溫州，連續召開了5場座談會。6月，工信部總工程師朱宏任牽頭調研溫州。

　　中小企業“生死線”

　　在朱宏任看來，一是生產成本上升過快，原材料普遍上漲，二是勞動力成本上升過快，用工難、用工荒的問題非常突出。這兩個“成本上升過快”擠壓了企業的利潤空間。

　　而另一個突出問題，則是企業負擔依然較重，涉企收費仍然偏多、偏高，違法違規收費依然存在。朱宏任指出，有的地方借亂收費緩解財政困難，有的部門利用手中權力收費謀取部門利益，有的基層執法人員違規收費謀取個人利益等。

　　全國每年到底有多少不合理的收費，目前尚沒有公開數據統計。但據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微博)保守估計，企業除了向政府各部門正規繳納稅外費用外，用于支付由于行政管理、審批、監管、執法等方面尋租設置發生的費用，在8000億元人民幣以上。

　　工信部的一位官員告訴記者，除了納稅之外，企業還要承擔工商部門、環保部門、質監部門、公共衛生安全等部門的行政事業性收費，企業負擔不僅重，而且異常復雜。

　　北京大學林肯研究院城市發展與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滿燕云研究發現，我國宏觀稅負在2007年就已經達到27%的水平，2009年達到約30%。而今年前8個月，我國財政收入74286.29億元，同比增長30.9%，按此速度，即使未來4個月零增長，今年財政收入超過10萬億元也已成定局，遠遠超過年初制定的8.9萬億元、增長8%的目標。綜合來看，2011年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應該在35%到40%之間。

　　同時，銀根緊縮成為了壓垮中小企業的最后一根稻草。

　　去年以來，已連續12次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信貸規模的縮減，致使中小企業尤其是小型和微型企業的融資難度進一步加大。據統計，銀行信貸基本覆蓋大型企業和80%的中型企業，而規模以下的小企業80%無緣銀行信貸，大量中小企業通過民間借貸解決燃眉之急，借款利率已高達50%-100%，融資成本居高不下。

　　周德文在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稱，中小企業利潤率低于貸款利率，企業的實際借貸成本已經達到100%或者更高，而利潤率不過3%~5%。記者調查中發現，在溫州鹿城區葡工路一帶，很多制鞋企業也是大門緊鎖，基本上處于停工狀態。

　　“定向寬松”成形

　　10月3日至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浙江溫州與部分企業負責人座談，周德文在現場向中央調查組提了若干條建議。他告訴記者，當時溫總理要求隨行的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一個月內出臺金融扶持中小企業相關政策。

　　剛過了一周，中央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財政、金融、稅收等一攬子政策便火速出臺了。

　　溫總理12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確定了九條支持小型和微型企業發展的金融、財稅政策措施。其中不僅有從信貸上的支持，還有對于小微企業融資渠道的拓寬，同時也要求商業銀行清理對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不合理收費，細化對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差異化監管政策。

　　“首當其沖的就是減稅。”周德文對本報記者說，“中小企業如此困難，但今年上半年國家的稅收照樣大幅上漲，稅負已經太高了，現行的稅收政策要調整，這是一直在大聲疾呼的。”

　　而在國務院公布的九條措施中，也要求進一步清理取消和減免部分涉企收費。上述工信部官員表示，國家財政收入大幅增長，政府為中小企業減稅的空間巨大。

　　在今年7月份的一次會議上，工信部部長苗圩亦提出，下半年將研究和采取風險補償、財政貼息、營業稅減免等方式，切實緩解中小企業困難。

　　國務院的九條措施給了市場更多的想象空間。接下來配套的利好措施，又會是什么呢？貨幣政策會不會轉向？

　　10月13日，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微博)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未來的貨幣政策整體上難言放松，但他建議，可以采取下調準備金率和加息的對沖操作，更多用價格工具而減少用數量配給工具，這樣對中小企業有利。

　　實際上，“定向寬松”正在發酵。本報記者從監管部門了解到，在達到對小微企業信貸增量和增速要求的同時，小金融機構將會繼續執行較低的存款準備金率。一位銀監會人士指出，“執行18%或者更低的存款準備金率對那些中小商業銀行，特別是城商行、農商行、農信社等有著很大的吸引力，畢竟他們的吸儲能力相對較弱。”

　　在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的同時，監管層也在不良貸款容忍度、開設分支機構、存貸比、資本充足率計算方面對針對小微企業貸款的商業銀行有一定的放寬。

　　日前，銀監會監管二部主任肖遠企在銀行前沿大講堂中講到對小、微企業的不良貸款容忍度提高到5%。

　　“其中，對于500萬以下的小微企業貸款，在計算存貸比時不納入考核范圍。對于中小商業銀行，特別是那些存貸比較高的商業銀行，在監管指標不增加的同時，能夠進一步發放貸款，雖然這些小微企業的信用貸款的不良率可能稍微高一點。而上述規定特別對專門從事經營中小企業的銀行相當有利。”一位股份制銀行人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