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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三屆年會于2013年2月22日-24日在黑龍江亞布力召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演講時表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相矛盾。

　　吳敬璉稱，不知道從什么年代起，文獻上出現了“我們的市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表述，他認為此種“市場制度”是在黨政領導駕馭之下的，以至于出現自相矛盾的詞，比如權力控制的市場經濟。“權力控制的市場經濟還叫市場經濟嗎？它就不叫市場經濟了”，吳敬璉表示。“因為它的價格信號是扭曲的，它又不可能有效的配置資源，也不可能形成一個兼容的激勵機制”。

　　以下為演講實錄：

　　吳敬璉：謝謝田源，有些過譽了，我們的改革大關還沒有過，我們前面的任務還很重，還很艱巨，我今天想講一個跟前面不太一樣的題目，可能比較枯燥，但是一個比較嚴肅的題目，我自認為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改革要開新局，我想開新局里面，有一個重要的課題，就是怎么能夠建立競爭性的市場體系，講這么一個問題。自從“十二五”提出要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要求在晚一些時候，人們猜測就是在三中全會的時候，能夠提出明確的改革的總體規劃、路線圖和時間表，那么自從“十二五”提出這個任務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2013年要提出這個總體規劃路線圖和時間表以來，官方和民間機構都在熱烈的討論，我們總體規劃應該包含哪些改革項目。

　　就拿“經濟50人論壇”來說，前一個時候的開會，大概提了有二三十個項目，當然下一步50人經濟論壇要進一步梳理，要從這幾十個項目里面選出一些。改革不能單向促進，所以需要配套，但是我們現在積累的問題又非常的多，也不可能四面出擊，什么都來，所以就需要在這里面選出一些最重要的互相關聯的，叫做按照1993年設計那次總體規劃的時候的說法，叫做找出最小的一攬子改革，哪些項目。

　　用一個什么辦法在研究呢？大家比較中意的一種辦法就是從問題出發，看我們現在社會上經濟上存在哪些重要的問題，然后去追尋這些重要問題的體制性原因，然后來確定我們要走哪些改革，然后把這些改革聚攏起來，加以篩選做出一個最小的一攬子改革設計，上一次這樣做的結果，從94年開始整體推進的改革，應該說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我們直到現在也許還在吃1994年-2002年那一次一攬子改革的成果。

　　在這個討論當中有一個問題進入了我們的眼簾，就是我們現在的體制，還存在著相當大的缺陷，它還不能夠稱為一個現代的市場經濟制度。那么在講到現行體制缺陷的時候，大家都認識到大概有三個主要的缺陷，或者叫三個短板，第一是市場沒有完全的形成，它有一個基礎性的問題，這個大家也認識到了，就是它的產權基礎，是模糊的、不清晰的、不能夠受到法律的保護，像我們的土地產權，就是許多問題的根源，還有就是缺乏競爭，這個往往被人們所忽視了，很多人認為我們應該把這個建立市場，制定一個明確的得到法律保護的產權制度非常的重要，我們一定要做，但是往往忽視了市場的靈魂在于競爭。

　　講到這個問題，我就想起了弗里德曼，他在1988年訪問中國的時候有一段話。那天我們論壇的幾位成員，到我家去看我的時候帶來了送給我的書，叫做《市場的力量》，讓我寫兩句話，我馬上就寫了這么兩句話：“市場賦予力量，競爭帶來繁榮”。為什么我寫這兩句話呢？就是因為我想起了1988年弗里德曼講的這段話。弗里德曼1988年先到上海，之后到北京訪問有一系列的活動，包括跟中國的國家領導人的會談，這些活動我都參加了，我特別認為他不但跟我們國家領導人做了會談，而且他有一個書面的備忘錄，給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他在跟趙紫陽同志談話的時候是解釋了這個備忘錄的，這是一個非常精采的亮點，很可惜現在回憶這段歷史的人往往忽略了這個備忘錄。后來出版的他們兩位的自傳里面，是作為附錄放在后面的，他那本自傳叫做《兩個幸福的人》。這段話是跟我們現在講的主題有關的，就是說他在上海的時候講了四句話，在北京的時候大家都比較熱衷于討論私有化的問題。

　　但是他在備忘錄和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談話里面解釋了，這么一段話，單單利用市場是不夠的，單有私有化也是不夠的，真正需要的是自由私人市場，這里自由的含義是對國內外的資源進行公開競爭，他接著在解釋的時候就說了，他以前當過印度財政部長的顧問，印度有私有化，可是沒有競爭，所以印度的經濟在那個時候發展的非常不理想，我們知道印度的改革是從90年才開始的。所以我想弗里德曼這樣的大師，他是從一些最基礎的經濟學原理來分析問題的，所以他能夠看得很深，把這個問題看的很深。

　　但是在我們現在確實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即使贊成市場化改革的人，對于什么是市場和市場經濟也常常有誤解，比如說經常的一種誤解是只要是東西在市場上買賣，這就叫市場經濟了，這就叫市場機制了。

　　其實經濟學對于什么叫市場經濟，原理說的很清楚的，市場機制為什么能夠有效的配置資源，市場機制為什么能夠形成所謂兼容的激勵機制呢？它根本的原因是因為通過市場競爭形成的價格能夠反映供求，就是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所以只有通過市場的自由競爭形成這個價格信號，那么才能夠實現市場所有有效的機制，才能完成它的職能，但是我們現在不知道從什么年代起就開始在文獻上出現了這樣的字樣，就是我們的市場是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市場制度是在黨政領導的駕馭之下的，以至于出現這樣矛盾的詞兒，比如說權力控制的市場經濟，權力控制的市場經濟還叫市場經濟嗎？它就不叫市場經濟了。因為它的價格信號是扭曲的，它又不可能有效的配置資源，也不可能形成一個兼容的激勵機制，所謂兼容的就是說每一個經濟行為者對社會的貢獻和他取得的報酬是一致的，這就是兼容的，否則就變成不兼容的。

　　于是就會出現許多扭曲，所以當時在90年代中期，我們改革取得很大進步以后，許多不好的現象也出現了，不好的現象有人把它解釋為這都是因為市場化造成的，實際上這不是因為市場化，而是因為權力控制了市場交易造成了扭曲造成的，但是在思想上有許多的爭論，這種爭論一直延續到最近這幾年的大爭論，就是中國出現了這些問題，到底是因為市場化，還是因為反市場。以至于說應該發展支持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還是應該實行國進民退，讓國有經濟去控制國家經濟命脈去爭論，改革三十年以后還繼續發生這樣的問題，所以當時我就說了一句話，我跟徐成剛教授，他回國，跟我討論我們改革的進展，我就說了一句話，我說沒有競爭的市場比沒有市場還可怕，徐成剛就把這個話告訴他爸爸，就是許良英教授，他大為贊賞，我們都知道徐良英教授，不管當年他在地下黨時代，還是在后來為自由民主而奮斗的時代，都是一個非常嚴格的人，過于嚴格的人。所以他對這句話的稱贊使我自鳴得意。

　　后來我讀了約翰·麥克米蘭教授的《市場演進的故事》，它這里面寫了很長一段，什么叫市場？什么叫市場經濟？我覺得我那個是停留在一個感想上，而他說了一個事情的本質，就是任何在權力之位下發生的交易都將是其他形式的交易而絕不是市場交易，他說不管是買賣雙方一方有行政上的控制權，還是買賣雙方都被一個更高的行政權力所控制，都不叫市場交易，所以權力支配下失去了競爭性的市場，只是一種貌似市場的假市場，或者張維迎教授在本世紀初期討論中國股市說的那句話，它是一個尋租場，它不是市場。

　　那么我們就要回到我們是一個企業家的論壇了，就講到企業家在這個問題上，我想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有很深的官方文化的歷史背景的國家，現實情況看，政府又掌握了大量的資源，在這種情況之下，許多的企業家都被迫的，或者是自覺的走上了一種結交官府尋租的道路。

　　但是我們要保證我們的國家能夠延續過去三十年這樣的一種蓬勃發展，這種勢頭我們要推進我們的改革，我們企業家作為社會的中堅力量，一定要抵制這種惡劣的敗壞商業文化的風氣，投身到完善市場的改革中去。所以我呼吁我們的企業家不要去尋求特殊的政策優惠，而應當努力爭取平等競爭的制度環境的建立。

　　這樣的問題，其實社會上各界人士，包括企業家在內做了很多的努力，所以在黨和政府的一些文件中也反映出了這樣一種正確的方向，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十六大第五次代表大會提出了要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對國有經濟要進行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調整，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等等。

　　十六次代表大會有一次新的提法，就是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的鞏固和發展國有制經濟，毫不動搖的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一些認為要讓國有經濟保持它的控制地位的人們常常引用這兩個毫不動搖來表明，比如說國進民退是正確的方針，所以這就引起一些思想上的疑惑甚至思想上的混亂。

　　那么，社會各界人士就希望能夠進一步明確到底我們應該堅持一個什么樣的方針，來對待國有企業，來對待民營企業，所以不管是十七次代表大會和十八次代表大會在醞釀的過程當中，在主要文件征求意見的過程中，學界的人士對這個都提出了一些要求，那么我們看十七次代表大會的中央委員會報告，就在兩個毫不動搖后面加了兩句話，一個就叫堅持平等保護物權，一個叫做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的新格局，十八次代表大會在這兩句話以后是有這么一句話，就是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顯然黨政的文件里面已經做了進一步的明確，但是這一點實現了沒有？看起來沒有，沒有完全實現，甚至沒有實現，那么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個新的階段的開始，就是改革要開創新局，在開創新局的時候，我認為我們大家要共同努力，把這個構建競爭性市場體系，放到我們十八屆三中全會將要制定的總體規劃路線圖里面去。在我看來，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務就是要構筑競爭性的市場體系，要完善我國的市場體系就應當著力的進行以下一些改革。

　　1、就是確立市場的產權制度基礎。

　　2、就是放開各類產品和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

　　3、要明晰市場的競爭規則。

　　4、反對壟斷，強化競爭。

　　5、要實現司法公正和加強合規性監管。

　　這些意見提供給諸位參考。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