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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以來最嚴重的“電荒”正在逼近。

　　華東電監局局長丘智健日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透露，華東地區用電尖峰時刻正在來臨，四省一市(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安徽省、上海市)最高峰用電缺口預計達到1000萬~1500萬千瓦。

　　相對于去年的供需平衡局面，華東地區今年用電缺口激增。預計今夏華東地區最高用電負荷將達1.98億千瓦。7月4日，華東電網統調用電負荷突破1.68億千瓦，創下歷史新高。

　　然而即便如此，仍有發電效率較高的電廠因發電指標的限制被迫閑置產能。

　　“十二五”開局用電飆升

　　相對于去年平穩的供電形勢，今年的“電荒”根源于多重因素的綜合結果。丘智健分析說，今年為“十二五”開局之年，各類項目快速上馬導致用電量大幅飆升。4萬億投資所轉化的產能效應也開始體現出來，導致用電硬增長。而電力供應方面，今年上半年發電裝機投資同比減少，只有6%的增幅，對火電的限制也導致供給減少。電煤價格的飛漲導致火電廠虧損，影響了其發電積極性。

　　“今年是近幾年電力供需形勢最為緊張的一年，電力缺口總量可能超過歷史上最嚴重的2004年。”國家電網公司副總經理帥軍慶此前預測，僅國家電網負責的26個省份經營范圍內電力缺口就將達到3000萬千瓦左右。

　　帥軍慶分析，這次缺電的原因由以往的“電煤供應不足”單一因素逐漸向“電煤供應不足和局部地區發電裝機不足、跨區電網輸送能力不足”等多種因素轉變，而且短期內難以改變。此外，夏季雷雨等極端天氣、大規模風電入網也將增加電力安全生產的風險。

　　“盡管用電緊張，我們還得想方設法保持用電總體平衡。”正在忙著準備半年度工作會議的丘智健向記者表示，短期內擇機限制高能耗工業用電和錯峰用電。

　　電力牽一發而動全身，缺電壓力正在傳遞到社會各個角落。一家從事太陽能薄膜的生產企業正面臨一周兩次停電的困擾。這家企業負責人無奈地表示：“我們的生產線不是說停就能停的。”

　　國家電網此前表示，在華東各省級電力公司將開展省間短期實時交易，利用省間負荷特性的差異開展錯峰交易，加強省間余缺互濟。

　　國家能源局則于日前下發通知，要求中石油、中石化確保江蘇、浙江兩省電力迎峰度夏用氣需求。能源局稱，在中石油、中石化兩大能源巨頭增供天然氣后，江蘇省6臺西氣東輸直供燃氣機組基本實現滿負荷發電，發電量增加約1000萬千瓦時/天；浙江省的燃機用氣也將增加至1150萬立方米/天，每臺燃機平均運行時間可提高至約14小時，發電量增加約1100萬千瓦時/天。

　　兩者相加，相當于江蘇、浙江兩省每天增加電力供應約2100萬千瓦時，在一定程度緩解當地的用電缺口。

　　發電權該如何分配？

　　為了解決困擾多年的電力供應緊張局面，業界人士呼吁，希望國家物價部門調整工商業用電價格。

　　而這背后，正是眼下“市場煤、政府電”所導致的僵局。

　　丘智健表示，發電成本要有效傳遞到終端用戶手上，要與終端用戶互動。“否則電價就會在發電端與消費端之間被擠壓。電廠把一次能源轉化成二次能源中的成本價已經很透明，但是資源價格漲幅傳遞不到位，現在都是一筆糊涂賬。”丘智健說。

　　有業內人士指出，電價上漲所引發的系統性漲價問題應該由國家宏觀調控來調節，就像油價一樣，電價也應該市場化。“政府管是管不住的，凡是政府管的行業物價都會上漲，像醫藥、房地產、電力就是例證，而像糧食市場化后，就會漲漲跌跌；只要政府管，電價永遠都會上漲。電價只有交給市場，才會有漲有跌。”

　　“深化電力體制改革，需要頂層設計，面上的問題大家都很清楚，依賴唯一的提價方法難以根本解決問題，應該還有其他辦法。”丘智健說。

　　其中，對不同發電效率的電廠采用統一的配電標準(即發電權)備受業界質疑。高效率電廠面臨著低效率發電量的尷尬局面。上海外高橋第三發電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外高橋三廠”)是電力行業內公認的低能耗、高效率的發電企業。按照常理，這樣的企業應該多生產多發電，但事實并非如此。

　　由于受到政府相關部門分配的發電數量的限制，外高橋三廠存在著嚴重的開工不足現象。該廠2010年度合同計劃發電量是80億度，而在這個基礎上再多發50億度電，是沒有問題的。受限于發電配額限制，外高橋三廠去年只發揮了百分之六十多的生產能力，將近百分之四十的產能被閑置。據了解，發電配額相當于電廠拿到的發電權，拿到了多少發電權就能夠發多少電。

　　“一些老電廠受歷史遺留問題拖累，不分配它們發電額度就會很快關門。”業界人士無奈地說。

　　根據推算，讓外高橋三廠多發 50億度電，能節約30萬噸煤，折合人民幣近3億元。截至今年5月，全國發電量10億千瓦，其中火力發電占到約80%，煤耗13億~14億噸標煤。目前，全國裝機發電平均利用時間為5000個小時，其中1000個小時閑置。有的因拿不到發電權，有的則是因為手中無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