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材料網

　　廣州市人大代表、 廣州市華安達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丘育華目前正在安徽合肥市肥東縣投建一個環保制冷機的項目。“明年6月就可以投產。”

　　選擇到合肥設廠，丘育華主要是基于產業上下游配套的考慮——當地不僅擁有項目所需要的原料等資源，而且幾大空調、冰箱廠商也紛紛在附近投資設廠。“政策、投資環境非常好，招工也沒什么問題。” 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與丘育華一樣，東莞貝家鞋業廠老板王偉目前也正在重慶投資設廠。“那邊招工要比這邊容易多了。”

　　金融危機之后，外貿出口增速受阻，“用工荒”愈演愈烈，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加速，資源環境承載空間日益飽和，而同時，中西部正飛速發展。

　　“十二五”開局之年，以外向型經濟為主、正經歷著轉型“陣痛”的沿海地區，如何再出發？

　　增速下調

　　各省“十二五”規劃顯示，東部幾個主要省份均下調了經濟指標。

　　經濟第一大省廣東將“十二五”期間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預定在8%以上，這一預期不僅比“十一五”低了一個百分點，而且也低于國內很多省份的目標。

　　廣東省委黨校副校長陳鴻宇指出，定為8%的年均增速，是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如果經濟指標定得太高，必然需要高投資率來保證，如果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太快，各地區都會爭奪投資、爭項目，不利于靜下心來調整經濟結構。另外，定8%是留有余地的，增速不會太慢，同時又能實現經濟結構調整。

　　山東規劃的“十二五”GDP增長目標是年均增長9%，此前“十一五”規劃的目標是年均增長10%。

　　“在過去三十年里的大部分時間內，沿海地區一直保持比中西部快的增長速度。”廣東省社科院珠江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成建三告訴本報，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戰略的實施，以及金融危機等因素的影響，中西部地區增速快過東部的趨勢正在不斷強化，這是一個必然趨勢。

　　廣東省委黨校經濟學系主任余甫功說，金融危機后主要受影響的是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影響較小，而危機之后國家擴大投資主要在中西部。“東部地區正在經歷轉型‘陣痛’，而中西部地區在承接沿海產業轉移的同時，又進一步擴大投資。另外，東部原有的基數已經比較大，增速自然也會慢一些。”

　　他指出，東部地區的發展水平已比較高，例如珠三角人均GDP已經近1萬美元，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這時增速放緩是正常的，如果再保持高速增長反而會出問題。東部地區一方面要努力加快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則要在改善民生方面做文章，讓更多老百姓享受到改革發展的成果。

　　在加快轉型升級的同時，位列全國經濟總量前三位的廣東、江蘇、山東未來的發展變化也十分引人關注。盡管廣東仍是第一經濟大省，但其近年來卻面臨著來自排名其后的蘇、魯，尤其是江蘇的強勁挑戰。

　　按照“十二五”規劃的指標，江蘇“十二五”經濟總量年均增長指標設定為10%，比廣東高出了兩個百分點。

　　國務院研究室農村司司長葉興慶去年10月在廣東表示，近五年來，廣東和江蘇、山東的差距在不斷縮小，尤其是江蘇。江蘇跟廣東的差距從2005年的82.4∶100到2009年的時候87.2∶100,5年間縮小了4.8個百分點。

　　成建三告訴本報，廣東在土地資源、能源、重化工業方面均不如蘇、魯，江蘇吸引外資比廣東晚，但這也同時帶來后發優勢，即選擇吸收的產業層次比廣東高，產業布局也比廣東來得好。

　　在成建三看來，廣東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一直比較大。廣東的傳統產業、低附加值產業占的比重最高，而在工業投資、新興產業方面所擁有的各項資源又不如蘇、魯等地。一旦轉型升級步伐較慢，對原有的傳統模式的路徑依賴就越大，越不利于產業轉型升級。

　　相比廣東，江蘇在土地資源、人才等方面具備明顯優勢，“十一五”期間的固定資產投資都比較強勁，投資的作用會在未來幾年內顯現。

　　城市之間

　　2010年，盡管廣州的GDP達到10604.48億元，并成為全國眾多副省級城市和地級市中首個邁入GDP萬億俱樂部的城市，但廣州這個華南地區唯一的國家中心城市卻面臨著諸多嚴峻的挑戰。

　　“我們前面的標兵有兩個，是北京、上海，后面的追兵很多，主要是深圳、天津、蘇州和重慶。可以說，前面的標兵跑得很快，后面的追兵追得很緊。”廣州市市長萬慶良在此前的廣州“兩會”上數次表達了“標兵跑得快、追兵追得緊”的“憂患”理論。

　　對廣州最猛的追兵并不是深圳和蘇州，而是天津。早在2009年7月，現廣東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時任廣州市委書記的朱小丹就曾提醒過各級各部門要有憂患意識：“我隱約地感覺到，在廣州過萬億后的一兩年內，天津的經濟總量可能趕上廣州。”

　　本報記者統計發現，過去四年間，天津與廣州經濟總量之比由2006年的71.4%左右迅速上升到2010年的85%。

　　雖然廣州從1986年起便超越天津，但去年天津GDP增長速度為17.4%，廣州為13%，天津比廣州快了4個多百分點。如果“十二五”期間仍存在這樣的增速差距，廣州“老三”的位置將岌岌可危。

　　2009年有專家就指出，天津現在不僅是發展速度位于全國前列，而且技術附加值也很高，也就是說質量很好。而且天津目前大量的大項目剛剛開工，其產生的效益還要有一段時間才能呈現，一旦效益產生，天津的實力將顯而易見。

　　盡管過去一年在亞運會拉動下，廣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2.7%，達3263億元，但在國內的幾大城市中，天津和重慶均超過了6000億元，北京、上海超過了5000億元，蘇州達到了3600億元，僅有省內兄弟深圳比廣州略低。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最重要的窗口，深圳去年GDP盡管仍然領先其后的蘇州和天津，但在去年前三季度，深圳GDP曾一度被蘇州所超越。

　　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告訴本報記者，即便今年沒被蘇州超過，按照目前增長速度，未來包括蘇州、天津、重慶超過深圳也是一個趨勢。談及被超過的原因，譚剛表示，深圳的投資規模對經濟增長拉動的效應遠低于其他城市，特別是工業投資這一塊。深圳的土地面積只有蘇州的三分之一，受制于土地面積狹小，在招商引資、引進大項目方面存在明顯短板和不足。

　　譚剛認為，從深圳今后的發展看，當然要保證經濟規模的良性增長，但更重要的應體現深圳經濟的特色和核心競爭力。

　　廣州市社科院科研處處長彭澎也認為，未來幾年天津的高速增長仍會持續，而相比天津，廣州應更著重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幸福廣州”的打造，“仍然要努力想辦法重造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