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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改善民生、破解制約發展深層次矛盾、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為依歸，通過經濟、環境、社會再調整，尋找最佳路徑去實現經濟、綠色發展與包容性增長
　　1月19日，在國家發改委聯合亞洲開發銀行舉行的“中國‘十二五’規劃的方向和政策國際研討會”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徐憲平對外宣布，中國“十二五”規劃編制工作已經全面啟動。
　　圍繞這一規劃，中國政府將數百個課題面向全球公開招標，首度就五年發展規劃聯手國際機構開展課題研究，以研討會形式全球“取經”。
　　這是一次沒有先例的頭腦風暴。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負責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官員悉數到場，與包括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歐盟駐華官員、牛津大學、哈佛大學教授等在內的國內外知名經濟學家面對面，就中國未來發展路徑展開直接對話。
　　“中國經濟、決策與全球經濟的互動日益緊密，我們希望‘十二五’規劃，能在制定者與全球智囊的互動中獲得提升。”國家發改委相關負責人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
　　
　　弱化經濟增長指標
　　
　　“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問題，成為研討會上人們的焦點話題。
　　“十一五”期間，中國實際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高于“翻兩番”所需要的增長率（7.2%）和“十一五”規劃目標的增長率（7.5%）。“十二五”時期，是否能夠保持如此高增速？是否仍然有必要保持如此高的增速？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說，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將是一個“緩慢復蘇的世界經濟”。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進入一個艱難的調整過程，短期內可能難以再現上一輪的高速增長。因此，在重新調整過程中，摩擦和動蕩可能會貫穿整個 “十二五”期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善同也指出，國際金融危機將促使英美等發達國家儲蓄率和貿易逆差發生變化，帶來全球經濟緩慢再平衡，而這一再平衡過程無疑將對原來的經濟發展模式帶來沖擊，要求對原來的產業分工進行調整。
　　對此，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偉在國家發改委和亞洲開發銀行研究課題《“十一五”后期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研究》的概要中提出，雖然在“十二五”期間中國也有可能取得比7.5%更高的經濟增長率，但是從國民經濟和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要求看，“十二五”期間的經濟增長率仍然定在7.5%較為合適，在實際執行時，即在確定每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時，可以略有提高，在8%左右為宜。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李京文則認為，中國不宜再把GDP增長目標列為“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也不宜再提“保八”等政策口號，更不宜將GDP增長目標作為地方政策的目標和干部考核的唯一依據。
　　
　　調整是主軸
　　
　　作為國家發改委此次“十二五”規劃的合作伙伴，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勞倫斯?格林伍德在介紹雙方合作階段性成果時，最核心的關鍵詞是“調整”。
　　在他看來，中國經濟再調整要更加注重降低儲蓄率和擴大國內私營部門的需求。
　　在需求方面，再調整意味著要降低對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的依賴，同時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在供給方面，再調整意味著要更加依賴服務業等非貿易部門，減少對制造業等貿易部門的依賴。
　　“經濟增長再調整不僅有助于解決全球失衡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是發展過程和結構轉型的必要組成部分，中國在向中上等收入水平國家邁進的過程中必須經歷這一過程。”勞倫斯?格林伍德說。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王建同樣認為，調整應該成為“十二五”規劃的主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歷經多次調整，然而，本輪調整與以往不同的意義在于，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調整無一例外都是以短缺為背景，但自90年代以來，中國的短缺背景就在不斷淡出，直至轉化成本輪經濟增長中的產能過剩背景。
　　在王建看來，目前阻擋中國經濟成長前進腳步的已經不是嚴重的短線產業的瓶頸制約，而是產品與產能過剩，這個矛盾不解決，中國的長期發展就會越來越因缺乏需求動力而陷入低速增長，甚至爆發生產過剩危機。
　　王建強調，諸多因素決定了，“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的調整是必須的，否則未來30 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步伐就會越邁越小，會因為各種重要的結構關系理不順而不得不慢下來，甚至停下來。
　　“正像人一樣，長期高速奔跑難免會帶上病，需要一個時期治病、調理，健康了，就又可以跑起來。”王建說。
　　
　　綠色經濟：未來增長重要路徑
　　
　　徐憲平指出，2009年9月胡錦濤主席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提出的重要目標，“將在‘十二五’規劃中得到切實有效的落實。”
　　勞倫斯·格林伍德建議，在全球注重發展低碳經濟背景下，中國“十二五”規劃應強調走“綠色發展道路”。
　　格林伍德預計，中國要想在2030年轉型為“綠色經濟體”，每年需要投入1.5萬億元到2萬億元，這相當于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5%到2.5%。
　　王一鳴建議，中國調整經濟結構必須與發展綠色經濟過程中的技術創新相結合。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增大了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再工業化”不是回歸傳統工業部門，而是通過政府扶持，實現傳統產業在新技術基礎上的復興。中國既要增強在傳統產業領域的國際競爭力，又要在新興產業領域爭取市場空間。
　　
　　民眾福祉：最大的前提
　　
　　徐憲平說，中國政府將把擴大內需作為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戰略方針，通過調整需求結構，不斷增強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實現內需和外需協調發展。
　　徐憲平說，“十二五”期間，中國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農民和城鎮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為擴大居民消費需求提供支撐。
　　為擴大內需，將推動形成市場主導的投資內生增長機制，進一步拓寬民間投資領域和渠道，保持投資規模適度增長，引導投資更多地投向民生領域和社會事業。
　　他同時說，民眾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要堅持改善民生和擴大內需的內在統一，更加注重圍繞保障和改善民生來謀劃發展，把改善民生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始終，建立健全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的體制機制。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佩金斯建議，在從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轉型過程中，中國亟待在其戰略性規劃中進一步提高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他看來，除了降低居民儲蓄傾向，提高居民收入外，還應加快城市化進程，比如未來20年中國面臨解決1.5億到2億農民工的住房問題，這將有助于擴大國內消費需求。
　　王一鳴建議，“十二五”時期推進城鎮化重點應轉向加快進城農民工市民化，同時積極發展大都市圈和城市群，擴容中小城市，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爭取城鎮化率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使2015年城鎮人口接近7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