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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這一判斷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這一判斷也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期待。那么中國社會將在改革元年改什么，又將如何去改，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讓我們感受到了改革元年的改革新氣象。

       李克強總理講，改革“要從群眾最期盼的領域改起，從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改起，從社會各界能夠達成共識的環節改起。”這一宣示勾勒出了2014年中國經濟社會領域改革的路線圖。

       7.5%：一個既推進改革又保障改革的“改革速度”

       關于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預期，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是7.5%左右，尤其是增加“左右”兩字更是意味深長。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告別了硬性保增長的階段，開始著眼于化解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以利于實現更長時期、更高水平、更好質量發展。

       什么是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最突出的問題？不科學的發展方式、不協調的經濟結構、不可持續的經濟驅動力、低效益的產業模式等等，所有這些疊加在世界經濟復蘇艱難的大背景下，使得中國進入了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增長速度換擋期。要想縮短陣痛期，減緩換擋期引發的大起大落，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落到實處已經刻不容緩。

       但是，我們也看到中國社會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要求已經20多年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實質性進展難說明顯。為什么？除了在轉變發展方式過程中存在一些客觀困難外，過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制約因素。

       如果增長速度目標定得高，各級地方政府也不敢擅自降低自己的經濟增長速度，如果低于平均水平，不僅會喪失一系列很實惠的利益，而且政績上也不好看。這樣就使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事實上成為了不可能。

       更重要的是，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過程中，尤其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初始階段，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經濟增速的下降。因為舊產業關停是即時性的，當這些企業被關停之后，現有的這些經濟總量和經濟拉動速度當然也就隨之沒有了。可是，新產業的培育則是漸進性的。新的企業從孵化、培育到真正能產出是要有相當長一個時期的，在過渡期產業空白不可避免導致經濟增長的減速。

       所以，通過降低增長速度的目標，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發展戰略得以真正實踐營造空間，就成為了很重要的戰略舉措。從這個意義上講，7.5%其實是一個既推進改革又保障改革的“改革速度”。這可以引導各方面把工作著力點放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切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上來。

       讓全體人民過上好日子，才能保持改革的熱度

       李克強總理講，“政府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讓全體人民過上好日子”，2014年的改革同樣要緊緊圍繞讓全體人民過上好日子展開，從群眾最期盼的領域改起。

       什么是群眾最期盼的領域？通過改革加強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讓公平正義得以彰顯，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在其中，就業是民生之本，政府工作報告不僅提出城鎮新增就業1000萬人以上，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4.6%以內這兩大底線目標，讓人民群眾有業可就，有業可創，更進一步要求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使勞動者生活更加體面、更有尊嚴；收入是民生之源，政府工作報告把讓廣大人民群眾普遍感受到得實惠作為改革要求。這“普遍”兩字說來不難做到卻實屬不易，怎么辦？通過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不斷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城鄉居民收入與經濟同步增長等手段來縮小收入差距；社保是民生之基，民生改善不能只瞻前不顧后，沒有堅實的社保基礎就沒有真正高質量的民生改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通過建機制、補短板、兜底線，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為人們創業奮斗解除后顧之憂。

       值得一提的是，“舌尖上的安全”這樣的大眾話語成為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的用詞，以及“建立從生產加工到流通消費的全程監管機制、社會共治制度和可追溯體系，健全從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層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體制”等等舉措，也凸顯了新一屆政府嚴守法規和標準，用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堅決治理餐桌上的污染的決心。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清醒面對改革的難度

       全面深化改革千頭萬緒，要改的東西，如何權衡輕重緩急，如何選擇切入點與突破口，讓改革從宣示真正變成現實的行動，我們要從社會各界能夠達成共識的環節改起。

       什么是社會各界能夠達成共識的環節？現在來看，放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用好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去掉錯裝在政府身上“多余的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破除制約市場主體活力和要素優化配置的障礙，讓全社會創造潛力充分釋放，是當今中國社會最大的共識。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

       從政府工作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資源配置方面，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資源的價格不再是什么權威部門說了算，而是在市場中讓市場定價，資源也不再是哪里級別高、哪里官位大就往哪里去，而是在市場中流動，聽從市場的召喚；在市場準入方面，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在更多領域放開競爭性業務，為民間資本提供大顯身手的舞臺，昔日為非公經濟所吐槽的“玻璃門”將會越來越少；更重要的是深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從李克強總理“建立權力清單制度，一律向社會公開”以及“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00項以上”等等話語中，我們看到了政府自我革命的決心。這一決心之所以可貴，在于它不僅要求政府不能再“亂干事”，還要求政府不能借機“不干事”，更要求政府必須“干好事”并且“多干好事”。這也就是為什么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并列起來講的深意所在。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共識可以推動改革的起步，但僅有共識尚不足以讓改革縱深推進。不論是發揮市場作用、保障市場主體平等還是規范政府權力，所有這些理念都不會有人反對、至少不會公開反對，但為什么有共識的改革依然很難呢？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要難，是已經固化的不公平正義利益格局在阻礙。如果我們不能化共識為決心、化共識為行動、化共識為制度，全方位地向利益固化的藩籬猛攻，改革是很難突破的。李克強總理所講的“壯士斷腕的決心、背水一戰的氣概”，針對的就是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