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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幾年是我國轉向減稅道路的最佳時機。通過“有增有減，重在減稅”的結構性減稅政策減稅刺激經濟增長，對縮小收入差距、擴大內需、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轉型是一劑良方，能有效傳遞政府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的政策思路和政策導向。

       從財稅政策的視角盤點剛剛過去的辛卯兔年，展望壬辰龍年，我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實：一方面，不管是我國學者還是政府，一直大力主張結構性減稅，提高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提高個體戶起征點等惠民稅收減稅政策在去年也算可圈可點；另一方面，一系列普遍性的增稅政策在今年又悄然推出，如開征地方教育費附加、稅務代征工會經費、稅務代征殘疾人保障金、提高車船稅稅額等等。所不同的是，減稅時大張旗鼓，而增稅總是悄悄來臨。這種羞答答的做法和矛盾的心情，說明我們還缺乏對結構性減稅的清醒認識和執行決心。筆者今天在此著重要討論的是，結構性減稅對我國經濟持續增長有什么戰略意義？結構性減稅的基本方向是什么？

       若從計算口徑、比照國家的選擇、民眾享受的福利水平、最優稅負、稅負提升速度這五個方面綜合分析，我國宏觀稅負即使不能說過高，但至少不低。考慮到今后幾年經濟的持續發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如果政府還不下定決心真正推行結構性減稅政策，那么，累進性的稅率機制很可能會將在未來幾年內把我國宏觀稅負水平推高到拖累經濟增長的邊緣。

       在未來的一至三年內，世界整體政治經濟將處于大動蕩、大調整和大變革中，中國經濟將可能面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難預測、最復雜、最嚴峻和最困難的內外部環境。在第十一屆中國經濟論壇上，與會學者一致認為，今年我國經濟形勢會非常嚴峻，“經濟下行”將不可避免。

       外部環境方面，歐洲債務危機、中東社會動蕩、美國等發達國家消費信心不足等因素都勢必會導致中國出口增長乏力。另外，發達國家的低利率政策和經濟復蘇刺激計劃也可能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通脹壓力。外需乏力，我們只能寄希望于擴大內需。但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地區發展不平衡、房價過高、工薪階層收入過低等一系列問題卻又成了我國進一步提振內需的現實障礙。此外，我國還面臨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緊缺、虛擬經濟存在泡沫化風險、社會體系不穩定等現實問題。因此，切實落實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穩增長、控物價、調結構、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諧”方針，是今年中國經濟“穩中求進”的不二選擇。

       在當下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下，刺激經濟增長，無外乎兩條路，一條路是推出類似2009年那樣的4萬億刺激計劃，但我國尚未形成以創新驅動和技術主導的內涵式增長模式，一味繼續擴大投資只會造成產能過剩和通脹，將給經濟轉型帶來更大困難；另外一條路就是通過減稅刺激經濟增長，這正是結構性減稅政策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戰略意義所在。而且，“有增有減，重在減稅”的結構性減稅政策，對減少收入差距、擴大內需、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轉型也是一劑良方，通過“一增一減”能有效傳遞政府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的政策思路和政策導向。

       在目前形勢下，結構性減稅政策的落腳點是減輕企業和個人的稅收負擔，根本目標是優化稅制結構、服務于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因此，結構性減稅政策不是普遍性的減稅，更不是“減少增多”的變相增稅政策。筆者課題組的一項實證研究表明，自1995至2009年，雖然我國“稅收持續超經濟增長”最主要來源仍是經濟增長因素（平均貢獻大約為60%），但增稅政策對稅收增長確實也功不可沒（平均貢獻大約為23%）。

       增稅無疑是我國過去20年來的基本稅收政策路線，未來幾年是轉向減稅道路的最佳時機。從基本含義和戰略角度看，結構性減稅政策反對整體上增稅，更反對不加選擇地普遍性增稅。筆者以為，要真正發揮好結構性減稅政策的作用，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對民生消費減稅，對奢侈消費增稅。“調收入、惠民生”既是政府經濟政策的目標，也是今后稅收政策調控的方向。我國稅制結構的特點是流轉稅等間接稅占比太高，日常消費品、工薪收入承擔了較重稅負。今后，我們理該對日常消費品，如化妝品、食品和副食品、服裝等基本民生領域消費實施減稅，對進口汽車、別墅、珠寶、高檔煙酒等奢侈消費品，以及個人擁有的多套住房實施增稅。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對無房人群的租房開支、貸款購買首套住房的利息開支、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培訓開支、大病醫療開支等等考慮給予一定比例的稅前扣除。

       第二，對壟斷大型企業增稅，對中小型企業減稅。未來世界經濟的寒冬是所有企業的寒冬，但更多還是中小企業的寒冬。正如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所言，“中小企業還來不及轉型的時候，需要政府扶持一把，在嚴冬下給它一個溫暖的棉被或者暖房”。在深化體制改革還未完成的情況下，對壟斷大型企業增稅也不失為臨時之策。而對中小企業，可以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對微利企業和小型微利企業，還可考慮暫時免征企業所得稅。

       第三，對低碳經濟減稅，對高投入高污染企業增稅。無論對全球溫室效應存在多大爭議，低投入、自然、環保、循環利用肯定是我們永遠追求的目標。盡快開征環境污染稅、碳稅，提高資源稅標準，對環保設備改造、循環經濟利用、綠色節能項目開發可以實行加計扣除。

       第四，對高技術產品減稅，對粗放式發展增稅。結構調整、經濟轉型絕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前期，可對努力轉型的企業實施稅收優惠，扶持一把。對研發投入大、致力于自主創新的高技術企業，尤其技術含量較高的生產性服務業，不妨實行更大幅度的稅收優惠。對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以及低附加值的粗放式生產企業則分類逐步增稅。

       當然，在大力推行結構性減稅的同時，必須注意提高財政支出的效率。目前，我國還缺乏有效的政府邊界界定，財政預算缺乏軟約束，財政支出也缺乏有效監督。我們必須要提高財政支出的效率，不能減了稅也減了公共福利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