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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增長理論的奠基人熊彼特指出，新技術的開發和擴散、組織形式和制度的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而企業家的“破壞性創新”，是財富、繁榮和大眾福祉的源泉。從世界經濟發展歷程來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命運，正是在某種程度上隨著人類農業、航海、工業、信息等技術創新的潮流進退浮沉，而偉大的企業和企業家，是這個進程的重要推手。中國的民營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元素得到準許，變革的序幕才緩緩拉開。

　　但是坦率而論，雖然今天的政策環境、制度條件，與計劃經濟時代不可同日而語，但是行業準入的不公平、制度土壤中關鍵元素的匱乏，以及核心技術的貧弱，對今天的民營企業來說依舊是云橫秦嶺，雪擁藍關。

　　政策是第一道坎兒。國家出臺了很多方向性的支持政策，“36條”后又有“新36條”，但在落實過程中，很多政策沒有細化，缺乏可操作性，讓企業感覺隔著一層“玻璃門”，能看見光明，卻無法穿越：民間資本在金融、能源、電力、城市公用事業等領域進入的空間依然有限；通信、廣電等行業的主要領域，也不準民營企業進入；航空、郵政等行業的不少領域，雖然未規定不能進入，但以各種理由設置條件、抬高準入門檻，實際上使民營企業想進也進不去。《中國改革評估報告》指出，在全社會80多個行業允許國有資本進入的有72項，而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的只有41項。一些政策制定者關于“公”“私”的傳統認識根深蒂固，一些主管機構出于部門利益設置障礙，都阻礙了民營經濟獲得相應的資源配置。

　　制度創新是第二道坎兒。民營經濟的創業者，多數都對過去的成功充滿自豪，在企業決策和日常經營中實行“人治”。表面上也有一套規章制度，但這些明規則是給人看的，實際上起作用的，是游離于文件和制度之外的潛規則。創業者能否隨著規模的擴大，實現由小業主到企業家再到現代企業家的跳躍，使企業的經營活動納入制度的程序，制衡資本、經營和勞動三大主體之間的責權利，這對絕大多數民營企業來說，是一個卡夫丁峽谷。位居500強榜首的華為，前不久由繼承人問題引發的產權結構和治理模式爭議，恐非特例；與外部競爭的壓力相比，內在的傷痕對企業更為致命。

　　技術是最關鍵的一道坎兒。在全球價值鏈的高端，是擁有先進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和市場開拓能力的跨國公司。目前發達國家先進企業的研發投入占到銷售收入的5%，而中國民營經濟中只有極少數能達到3%。這次公布的民營企業500強中，有440家企業的技術裝備號稱達到國內先進水平，其中183家企業處于國際先進水平；在核心技術方面，有389家企業核心技術號稱處于國內先進水平，其中145家企業居于國際先進水平。如果沒有水分，這當然令人欣慰，但與此同時，重型化的趨勢、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的增加，江蘇沙鋼甚至位居榜眼，也值得警醒。如果在節能環保、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術、生物和高端裝備等領域，不能產生“手把紅旗旗不濕”的弄潮兒，只靠傳統產業甚至房地產的膨大化，于國于民都不是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