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材料網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在載人航天、高速鐵路等多個領域實現重大突破，新能源車、無人駕駛、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不斷涌現。但另一方面，核心技術短缺、對外依存度高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

　　日前披露的一項權威調研結果顯示，130多種關鍵基礎材料32%在中國為空白。不僅95%的高端芯片依賴進口，而且在高檔數控機床、裝備儀器、航空發動機等生產線上，逾95%的制造及檢測設備還難以“中國制造”。

　　中國科技實力提升的路徑是什么？與美國相比，還存在哪些不足？上海市曙光學者、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科技重塑中國》作者黃慶橋，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李輝，上海交通大學航空航天學院副教授黃丹有一番觀察。

　　不要渲染拔高但也不能自我矮化

　　解放周一：近年來，以高鐵、掃碼支付、共享單車和網購為代表的“新四大發明”受到廣泛關注。但也有人提出，“新發明”的說法有點言過其實。

　　黃丹：對于這一爭論，還是要從創新的范疇來把握。“新四大發明”中，既有技術的革新進步，如高鐵；也有商業的模式升級，如共享單車。我們很難用一個統一的標準來評價這些新的事物。總的來看，這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是中國綜合國力增強的體現。

　　黃慶橋：一些人之所以對“新四大發明”有異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關鍵核心技術不能自給的擔憂。理性看待這一現象，需要回到基本國情的研判上。盡管今天的中國已經取得很大成就，但我們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要過分渲染、拔高自己的科技水平，但也不能自我矮化。

　　解放周一：高鐵已經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新名片。請問，曾經的“夕陽產業”如何成為“明星產業”？

　　黃慶橋：隨著高速公路與汽車產業、大飛機與航空業、油氣管道等多種交通運輸方式、工具的興起，誕生于19世紀的傳統鐵路優勢一度不再明顯。但20世紀末以來，由于世界能源緊缺和環境危機，鐵路運輸的優越性被重新認識。特別是，基于信息技術、自動化技術、制造技術和材料科學在鐵路行業的深入應用，鐵路的技術標準和運載能力得以提高。

　　中國之所以能抓住機遇大力發展高鐵，是基于對國情的深刻把握。發展高鐵，需要具備兩個基礎條件：一是要有足夠的延伸空間，二是要有足夠多的乘坐人口。這兩點非常重要，否則高鐵的效率優勢將較難發揮。

　　應當承認，中國高鐵在起步階段主要還是依靠技術進口，從德國、日本、法國等引進先進技術。對于后發國家來說，以市場換技術是實現高技術自主的必經階段和必要環節。這不是什么丟人的事情，反而是善于學習的表現。

　　但中國高鐵沒有滿足于引進和模仿，而是創造性地走出了一條堅持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路徑，逐漸攻克并成功掌握集設計施工、裝備制造、車輛控制、系統集成、運營管理于一體的高鐵成套技術體系，逐漸實現核心技術體系和裝備的國產化。

　　解放周一：毛澤東同志曾說過：“世界上有的東西，我們不能樣樣都有，但是重要的東西，如飛機和汽車，我們就一定要有。”請問，國產大飛機為何不可或缺？我們何時才能搭乘自己的大飛機翱翔？

　　黃慶橋：簡單來說，研制大飛機的原因就兩句話：一是有錢可賺，二是有戰略意義。

　　航空工業是典型的知識密集、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產業，產業鏈很長，智力、技術和經濟的溢出效應難以估量。僅以航空發動機的研制為例，在單位重量創造的價值比這一數值上，船舶為1，轎車為9，計算機為300，支線飛機是800，而航空發動機高達1400。由此，它被稱為世界工業產品“王冠上的明珠”。

　　黃丹：大飛機一般指起飛總重超過100噸的運輸類飛機，包括軍用大型運輸機和民用大型運輸機，也包括一次航程達到3000公里的軍用或乘坐達到100座以上的民用客機。在中國，150座以上的客機被稱為大客機。目前，已有超過20家公司預訂了中國自主研發的大型客機C919，其中包括美國通用電氣租賃等國際客戶。

　　首飛成功，并不意味著普通人立馬能坐上國產大飛機。C919還要通過成百上千個小時的飛行，開展大量適航符合性驗證和審定工作，全面檢查飛機的設計性指標和各個系統的功能情況，并從民航系統獲得適航證。大致來看，C919的適航審定包括5個階段，目前已來到第4階段，即計劃實施階段。樂觀估計，未來3到5年內，C919可以完成試飛取證任務并交付使用。

　　要實現并跑、領跑需才盡其用和吐故納新

　　解放周一：高鐵、大飛機還有一個響亮的名號——“超級工程”。請問，它們背后有怎樣的“超級功臣”？

　　李輝：我曾調研過20多個獲得上海市科學技術獎一二等獎的重大項目，發現大部分項目都經過兩代人的努力。很多獲獎人是改革開放之初在導師指導下開始進入某一問題、技術領域的研究，一般在大約10年時間里取得進展，然后再用10年進一步鞏固，最后才獲得回報和獎勵。成績的背后，是時間和精力的付出以及穩定的科研環境、持續的資源投入。

　　黃丹：改革開放40年來科技事業取得的巨大成績，是市場和政府“兩只手”在科技領域集中高效配置資源的結果。但需要看到，所謂“超級工程”更多的是技術成就，科學成就還相對弱一些。

　　坦率地講，沒有科學的指引，技術的發展很難走得更遠。因此，我們要在尊重科學和技術發展的不同規律上多做加法，在政策限制上多做減法。如今，學科、專業發展越來越細化，公共部門的政策應增強“破立廢改”的科學性，做到宏觀發力與精準發力協調并行。

　　解放周一：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科技實力還存在怎樣的差距？

　　李輝：第五次全國大規模技術調查與技術預見顯示，在1346項技術中，中國有219項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占16%；404項技術與國際先進水平相差不大，處于并跑狀態，占30%；另有723項技術與國際先進水平存在一定差距，處于跟跑階段，占54%。總體來說，中國科技仍然以跟跑為主。

　　黃丹：中國在一些科技領域的領跑和并跑，很大程度上還是依靠“集中力量辦大事”以及科學家的使命感而驅動的。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與國際競爭的挑戰，需要盡快建立一套確保才盡其用、鼓勵吐故納新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與美國的差距，主要體現在體系的提質增效與制度的持續革新上。

　　黃慶橋：評價一個國家的科技發展狀況和目標、方向，應該要有嚴謹、細化的指標：一是看數字，如科技論文的發表數量、科技發明專利的數量、科技人才的數量；二是看貢獻，如國防科技實力、各工業行業領域科技產品的性能與競爭力；三是看原創，這方面原是中國的弱項；四是看影響，包括科技人才、科技水平、科技產品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五是看未來，如體制機制、文化環境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等等。

　　只有全方位、多角度了解一國科技的發展狀況，才不至于妄自尊大或菲薄。要充分認識到中國科技的發展、成長與進步，要理性看待中國科技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要做中國科技發展的積極促進派、參與者，而不是反對派、旁觀者。

　　解放周一：有報道顯示，中國在芯片進口上的花費超過原油。這是真的么？中國要“強芯”，該怎么辦？

　　黃慶橋：目前，世界主要芯片設計、生產和供應企業集中在美國。中國在低端芯片的生產上，可以自給自足。這是“中國制造”的有力支撐。但在高端芯片需求上，我們基本上依靠進口。

　　芯片行業的發展遵循一個叫“摩爾定律”的法則。其核心思想是，當價格不變時，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元器件數目，約每隔18至24個月便會增加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摩爾定律”在推動芯片技術不斷更新的同時，也倒逼企業不斷追加投資。這種投入大、回報周期相對較長的特點，使得芯片產業成為高風險產業。同時，又使得芯片行業產生“大者恒大”、“快魚吃慢魚”的特征，很容易形成自然壟斷，后來者發展難度極大。

　　根據以往的經驗，有國家戰略資金的支持，要把一個產業發展起來并不難。不過，這一邏輯放在芯片行業是不靈的。至少，單靠引進國外成熟技術的做法已經過時了。因為在“摩爾定律”的作用下，引進就意味著落后，落后就意味著被市場淘汰。這是芯片產業的無情行規。

　　李輝：中國要“強芯”，還是要有耐心，要做好打持久戰準備。一味地急于求成，反而不利于芯片的研制、生產。在此基礎上，我們要堅定自主研發的信心，要尊重產業規律、科學規劃，既舍得“砸錢”，又注重攻克關鍵核心技術，還必須走消費者認可的市場化之路。除此之外，并無捷徑。

　　卡我們脖子的核心技藝不是“國際前沿”也值得做

　　解放周一：在科技強國的征程上，還能不能出現像錢學森那樣的領軍人物？

　　黃丹：以錢學森、錢三強等人為代表的老一輩科學家“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把科技成果運用于中國的綜合國力提升上。他們的功績彪炳史冊，他們的精神流芳百世。

　　在新時代的科技攻關中，能不能出現錢學森這樣的領軍人物，關鍵取決于國家和社會對科學家的信任、呵護。例如，海軍工程大學馬偉明院士團隊在某型號任務研制初期受到多方壓力與質疑，最終殺出一條血路，取得新的更大成功。其中，就與馬偉明在團隊中的靈魂作用密不可分。一位杰出的科技領軍人才，一定具備“逢敵亮劍”的勇氣和素質，一定可以帶出一支有戰斗力的“軍隊”。

　　黃慶橋：在科學技術與工業工程結合成為時代潮流的大背景下，科技領軍人才既是技術難關的攻克者，又是技術難關的研判者，還是攻克難關的組織者。沒有他們，大科學工程就難以高效有序地推進。

　　坦率地講，培養科學家、發展高科技，最終目的是為了國家發展和人類福祉，而不是為了發表論文。可是，現在有種把目的和手段搞顛倒的跡象。評價手段本身成了目的，這是很可怕的。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通過改革，改變片面將論文、專利、資金數量作為人才評價標準的做法，不能讓繁文縟節把科學家的手腳捆死了，不能讓無窮的報表和審批把科學家的精力耽誤了。對當代中國而言，我們需要站在世界科學前沿，為人類的知識創新作出中國貢獻，但更應該注重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之急需。在高端芯片、航空發動機技術等領域，重要的可能不是發表論文，而是要拿出“真家伙”。

　　解放周一：對于中國拿出來的一些“真家伙”，有的西方人卻指責“技術抄襲”。對此，該如何澄清和反駁？

　　李輝：后發國家被先發國家指責“山寨”是難以避免的。現在儼然是“高端制造”代表的德國，在19世紀中后期也曾被英國指責為“抄襲者”。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中國的科技水平越來越高。這里面有所謂知識產權問題的各種爭論，但也說明我們的水平與發達國家越來越接近。現在，全球都面臨一個新問題，即技術變革的問題。別人先造了燃油汽車，你現在要去造電動汽車。如果造出來了，那燃油汽車的先發者就要擔心了。這不是后發者“抄襲”先行者的問題，而是關系產業顛覆的時代課題。中國在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方面已具備一定的基礎，很有可能引領新一波的創新浪潮，這其實是一些西方國家更為在意的。

　　解放周一：從“中國制造”到“中國智造”，還要補哪些短板？

　　黃慶橋：很重要的一點是扭轉過分追求短期效益的研發導向。一段時間以來，有望通過短期攻關取得突破的項目容易獲得支持，系統性、難度高的關鍵核心技術則遭到忽視。現在，國家層面已經認識到這一問題，并出臺了一系列中長期關鍵技術研發計劃，但實施效果不是特別理想。解決這一問題，還需進一步打破地方和部門利益藩籬。

　　同時，必須重視解決高技術研發系統化配套能力薄弱這個問題。拿芯片產業來講，從集成電路原理到生產出各種類型的芯片，中間需要的高精尖技術非常多。其中一個環節受阻，整個產業的發展就會停滯。從技術層面來看，中國高端芯片產業受制于人，就在于關鍵生產設備、測試封裝技術和工藝等尚未達到最先進的水平。因此，必須統籌考慮、重點突破。

　　此外，還需警惕“唯國際前沿”陷阱。近年來，并跑、領跑“國際前沿”的呼聲和政策導向逐漸強烈。這本身并沒有錯。但在高技術領域，很多核心技術、工藝、配方等并非所謂的“國際前沿”，發達國家甚至早在半個世紀前就已掌握這些絕密的核心技術。

　　因此，我們要打破一個認識上的誤區：不要以為不是“國際前沿”，就沒有價值，就不值得做。能引領世界科技前沿當然重要，但攻克已不是國際科技前沿卻卡我們脖子的核心技藝，對于中國的發展同樣重要、更為緊迫。由此，科技評價一定要務實，一定要符合中國發展的實際需要。

　　李輝：以上海為例，當前正在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著力于增強創新資源的集聚力、創新成果的影響力、新興產業的引領力、創新環境的吸引力和區域創新的輻射力。增強這“五個力”，就能夠推動建立適合科技創新的生態系統，就能讓科技、創新、產業遠離“單打獨斗”，實現群體合力發展。

　　掌握科學的方法論既破除愚昧又收獲敬畏

　　解放周一：近來，一則“美國能癱瘓國際互聯網”的流言引發熱議。在偽科學乃至各類謠言的面前，科學家應該怎樣現身說法？

　　黃慶橋：科學“失聲”的結果，就是謠言四起乃至社會恐慌。因此，在諸如網絡安全、疫苗安全等重大話題面前，科學家應該在第一時間“發聲”而不是“失聲”，要負責任地普及某一具體科技的狀況及應對科技負效應的方法途徑、態度等。

　　現在的問題是，不少科學家不愿、不屑甚至不敢做科普。在一些機構，科研工作者從事科普工作會被認為不務正業，甚至覺得只有水平不高的、科研做不了的人才會去做科普。同時，科研工作者對熱點科學問題的解讀，經過多次傳播，或多或少會遇到誤讀、曲解，繼而遭受各方面的非議乃至謾罵。這使得原本一腔熱血投入科普工作的人，變得不愿再“惹火上身”。這樣的狀況的確讓人感到遺憾。

　　事實上，科學技術的深入發展與分工的細化，造成“隔行如隔山”的窘境。由此，社會上出現了兩種比較極端的看法：

　　一種是過分樂觀派，認為中國科技發展已經取得輝煌成就，從而不免產生驕傲自大乃至不思進取的情緒。

　　另一種是悲觀派，認為中國科技發展水平跟美國等發達國家相距甚遠，從而導致喪失信心、自暴自棄。

　　從科技發展大局和國民自信心角度來看，我們需要對科學家和“科普家”的自如轉換、積極作為給予更大的支持。

　　解放周一：不少科普素材簡單傳遞“科學技術能解決一切問題”等觀點。這真的科學嗎？是不是也要破除對科學的“迷信”？

　　黃丹：“科學萬能論”本身就是偽科學，質疑才是科學的精神內核。與人類的認識相比，我們所處的世界顯得廣博而無限。人類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通過智力勞動去永不停息地探索我們存在的意義、開拓認知的空間，這才是科學的價值所在。

　　現實生活中，教育和實踐是破除“科學迷信”的兩個抓手。在理念傳播上，要從世界史觀的角度來解讀人類科技發展的歷程，進而讓人既破除愚昧又收獲敬畏；　在解決問題上，既要講原理也要講經驗，讓更多的人掌握科學的方法論。

　　解放周一：隨著人工智能、基因修改等技術的應用，一些人對科技發展產生了疑慮乃至恐慌。請問，科技將引領人類社會走向何方？

　　黃丹：新一輪科技浪潮必然深刻改變人類的方方面面。比如，愈發老齡化的社會或許需要機器人看護技術的發展。但另一方面，恐怖主義也可以通過互聯網實現病毒式傳播，高科技犯罪亦不斷挑戰社會的底線。我們要有更大的智慧和勇氣，來預測和應對不斷更新的世界。一個基本立場是，科學本身沒有善惡，重要的是展開哲學拷問和探究。

　　李輝：防止科技濫用和科學負面效應擴散，是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等領域長期探討的議題，也形成了一些基本規則，包括負責任創新的問題。現實生活中，很多人都在享受創新帶來的便利。比如，共享單車讓“最后一公里”變得簡單，網約車讓出行更方便，但亂停亂放的共享單車對道路交通造成擁堵，手機打車則會讓路邊揚招面臨無車可打的窘境。應該說，純粹不負責任的創新不會很多，但對創新成果的負責任程度評估還是要跟上。

　　黃慶橋：了解科技的立體形象，有助于人們把握未來。

　　第一，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尤其是近代以來的發展史，某種意義上就是科學戰勝愚昧、科學戰勝迷信、科學引領進步的歷史。沒有科技的發展，就沒有現代文明。

　　第二，當代社會，科學技術的負效應越來越明顯。對科技負效應，既不能諱莫如深、避之不談，也不能談之色變、心生恐慌。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要有風險永存的意識。明白了這一點，就要居安思危，建立健全各種風險應對機制。同時，要以科學的態度認識風險的二重性。僅從積極的角度來看，它給人類社會提供了選擇更多的可能和機會。通過積極地創造來把握這種機會，就能把夢想變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