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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目前地方政府“亂收費”與“地方債”的雙重矛盾，不妨可以考慮“增稅”。但這里的“增稅”，并不是盲目提高現有稅種的稅率，不是加重企業負擔，而是應該實行“結構性調稅”。
　　《人民日報》近日報道指出，盡管中央層面出臺了多項措施簡政放權、實行普遍降費，但在一些地方財政收入中，非稅收入卻大幅增加、居高不下。這不僅令財政收入質量變差，也給企業帶來了沉重負擔。“稅不夠，費來湊”，公共財政收入中的非稅比重上升，企業負擔加碼。
　　在持續的地方債高壓之下，地方政府為了彌補財政赤字，增加非稅收入、甚至亂收費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是有其內在動力的。因此，單純打擊亂收費，其實并不能釜底抽薪。要想從根本解決這些問題，還是必須從總體財政角度進行考慮。
　　社會文明程度越高，稅收越高，社會越發展，市場分工越細，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越多，需要的稅收也就越多，中國正處于從農業社會向全面城市社會轉型的時期，政府在城市建設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只會增加，很難減少。由于中國以前有土地出讓金彌補政府財政不足，所以低稅問題沒有暴露，但隨著土地出讓金的減少，稅收不足問題將暴露得越來越嚴重。其實，中國本來就是低稅收國家，IMF世界經濟展望此前曾發布IMF成員國一般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數據，中國在188個IMF成員國排名第146位，屬于低稅國家。
　　當前世界各國所采用的稅收框架，基本上是上世紀大蕭條時期建立的，后來所謂的“增稅”與“減稅”都是在框架不變的情況下調控稅率，但是，如果現在僅僅調控稅率已經完全無法解決問題。
　　因此，解決目前地方政府“亂收費”與“地方債”的雙重矛盾，不妨可以考慮“增稅”。 當然，這里的“增稅”，并不是盲目提高現有稅種的稅率，不是加重企業負擔，而是應該實行“結構性調稅”。
　　首先，可以增加奢侈型產品的稅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稅收。中國應該根據不同的行業，不同的產品制定不同的標準，比如可以將各種產品分為“生存必需品”、“享受型產品”和“奢侈型產品”三類，提高享受型產品和奢侈品的稅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稅收，甚至適度減稅、免稅。
　　其次，可以增加成熟工業品稅收，降低高科技產品稅收。比如可以將工業品分為成熟工業產品和新型科技產品，對于成熟工業品則可以適當提高稅收，因為成熟工業品需要投入研發的費用非常少，只有生產費用，而新型科技產品則需要持續的研發投入，而且需要面臨全球技術競爭，可以降低稅收，鼓勵創新。
　　第三，可以增加機器密集型產品稅收，降低勞動密集型產品稅收。對于產品，我們還可以分為機器密集型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可以適當減稅，對于機器密集型產品可以適當增稅，因為對于那些已經實現機械化大生產的產品，勞動生產率變得非常高，價格也變得非常便宜，即使適度提高征稅標準，價格也可以承受，而對于需要手工勞動比較多的行業就可以減征稅收，比如中低端餐飲和理發等行業。
　　第四，可以將稅收分為公共稅收與專項稅收。增加專項稅收的比重，降低公共稅收的負擔，能用專項稅費解決的問題就不要再用公共稅收，政府提供的專項服務可以適當收費以與公務員的工資支出進行平衡，政府在特定領域的建設也可以通過專項稅收加以平衡，這樣就可以降低公共稅收的負擔，從而降低企業和個人的稅收負擔。
　　中國已經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稅收占GDP比例應該達到40%左右，這樣政府才會有足夠的財力去解決社會問題，而民眾一旦從高稅收中享受到好處，也是不會反對的，比如在稅收最高的北歐，幾乎沒人反對征稅。
　　高連奎(經濟學者、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治理研究項目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