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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國經濟再次面臨產業升級巨大壓力，究竟是靠政府還是市場力量？如果靠政府，做法必然要走“科斯道路”，整合資源、內部化，把產業鏈不斷“一體化”到大企業中去。但市場變小了，沒有了競爭，效率又源自何處？

　　當1937年年輕的科斯(Ronald Coase)在倫敦經濟學院寫出“企業的性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時，我猜測他滿腦子都在想行政協調的功能如何有力。

　　那不奇怪，因為科斯對列寧的革命和蘇聯的體制充滿著好奇與向往，認為那是嶄新的組織能力和支配力。所以，盡管科斯的文章是以市場開頭的，卻是以企業收尾的。

　　科斯自己應該很清楚，他發展的這個理論很容易從企業推廣到整個國家，對的，我說的就是列寧的國家托拉斯的設想。

　　科斯1937年的問題當然也可以反過來問：既然有了企業，為什么還要市場？今天的中國反過來問這么一個問題特別有意義。

　　但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卻是1776年亞當-斯密在巨著《國富論》給出的。在那里，為了論證怎么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斯密給出了分解生產鏈的方案。斯密說，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這句話的言外之意就是，市場的擴大將導致更細致的分工和更專業的生產，而更專業的生產則更有效率。

　　這個理論被后人稱之為“斯密定理”。如果說，“企業”是把生產鏈整合到一個組織里，那么專業化就是反向操作，把企業拆解成單體的專業生產者或供應商。為了對應，就叫“反向一體化”吧。不要忘記，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市場化”的含義。

　　市場化本來也應該就是這個意思。35年前中國開啟的市場化的改革，不就是更多的企業在經歷拆解或“反向一體化”嗎？在國有企業的“大一統”的體制下，生產機床的企業要同時生產用于生產機床的中間品和零部件，那是因為在沒有市場的環境里(用科斯的術語，可以理解為交易成本無限大)，企業有將產業鏈高度一體化的強烈傾向。

　　這就是科斯的解釋。而市場化的改革使得這些機床企業越來越依賴從其他企業那里購買中間品和零部件，因為那樣才能更有效率，更能賺錢。這樣一來，整個制造業就不斷地實現著分工和專業化。

　　不僅如此，分工也促進了市場的擴大，而市場的擴大—按照斯密定理—會讓分工也變得更加細致。就這樣一個道理，市場化的改革完成了對計劃體制下的“科斯企業”的第一次分解，造就了讓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生產鏈的能力。

　　35年后的中國經濟面臨產業升級的巨大壓力。可是，我們又面臨了選擇：究竟產業升級是依靠政府力量還是市場力量？如果依靠政府力量推動產業升級，其做法必然是要走“科斯的道路”，整合資源、內部化，把產業鏈不斷“一體化”到那些大企業中去。這些年來我們是一直在這樣做。

　　今天在金融業，傳媒業、戰略性行業以及先進制造業等領域，那種戰略重組和資源整合的做法也可謂比比皆是。問題是，通過資源整合和一體化，減少國有大企業的數量，擴大它們的規模，一定能提高生產率和競爭力嗎？

　　如果要問依靠行政推動和資源整合出來的大企業生產率如何？競爭力如何？我想沒有人敢給出肯定的回答吧。借助整合資源，企業數量減少了，企業規模變大了，但市場變小了，沒有了競爭，效率又源自何處？

　　另一種產業升級的力量來自于市場的深化。舉一例子吧。在深圳，由于多年產業集群發展的結果，移動終端產業在價值鏈上的升級相當成功。今天深圳提供的移動終端產品已占據全球將近70%的份額，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

　　在這當中，供應鏈管理的專業提供商的出現和外包機制功不可沒。而所有這一切的發生靠的都是市場的力量，靠的不是資源整合和產業鏈的高度一體化，相反，靠的是不斷的生產鏈分解和外包(outsourcing)所聚集的分工與專業化的巨大推動力。在這個產業上，它是世界級的，當然有世界級的競爭力。

　　這就是市場的力量。說起來奇怪，77年前的科斯的理論今天已經顯得不合時宜，但238年前斯密的思想卻日久彌新。(本文作者介紹：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復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